哈里森曾经是一位骨科医生。他已经56岁了，身高1.8米，有着一头浓密的棕发和一双大手。你可以想象一下，这双大手能够把脱臼的膝盖轻轻松松地推回原位。他看起来沉着冷静、自信满满。在他的医生执照被吊销之前，医院里最受人敬重的骨科医生。
一位跟他共事过的骨科医生告诉我：“他做骨科手术很厉害，很少有失误。”当其他医生的家人或朋友需要做骨科手术的时候，都会请哈里森帮忙。十几年来，医院最忙的医生。
但后来他开始变得粗心大意，不负责任，不但没把病人医好，甚至有时还使得病人受到更严重的伤害。过去对他非常钦佩的同事对此感到十分震惊。这种糟糕的情形拖了几年，他便退出了医疗界。
在人们眼里，坏医生就像怪物一样。比如我们听说过的医生哈罗德·希普曼（HaroldShipman），他给病人注射过量的海洛因，导致15个病人死亡。
圣迭戈的约翰·罗纳德·布朗（JohnRonaldBrown）不但搞砸了好几台变性手术，还把一个病人正常的左腿截肢了，后来病人由于严重感染而命丧黄泉。俄亥俄州还有一个令人发指的妇科医生詹姆斯·波特（JamesBurt），趁病人全身麻醉的时候，莫名其妙地把病人的阴蒂包皮切除了，还做了阴道整形，他还自称是“爱的医生”。
但我所要说的坏医生，并不是上面提到的那种做下耸人听闻之事的怪医，而是你常常可以看到的就像哈里森那样的医生。目前已有确凿的证据显示，医疗过失并不是集中在少数几个医生身上。
医疗过失太常见了，甚至到了数不胜数的地步，很难一言以蔽之。即使是好医生也有可能渐入歧途，成为坏医生。面对这些医生，同事们也无能为力，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这样。
我和哈里森前前后后讨论了一年。他和大家一样感到疑惑，不知道自己到底是怎么了。但他愿意把自己的故事说出来，让我们从他的故事中吸取经验教训。唯一的要求是，我不能说出他的真实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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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开始于年的一个炎热的夏天，医院为病人做手术。医院的中心耸立着一栋红色大楼，周围许多小小的建筑像章鱼的触手一样延伸出去，透着点点灯光。
在红色大楼的一层，长长的走廊尽头便是手术室，哈里森就在其中一间手术室里。他刚做完一台手术，正准备着下一台。由于清理手术室需要时间，他就利用这个空闲脱下手术袍，拿起挂在墙壁上的电话。在他做手术的时候，他的助理从门诊打来电话，要跟他讨论丹太太的病情，请他尽快回复。
丹太太28岁，有两个孩子，丈夫是当地一家汽车修理厂的销售部经理。最初，丹太太是为了医院的。她的膝关节虽然不痛，但积水问题一直不见好转。一个星期前，哈里森帮丹太太做了手术，抽除了积水，但现在，丹太太又出问题了。
她在手术后发烧，体质虚弱，膝盖疼痛难忍。助理告诉哈里森，他做初步检查时发现丹太太的膝盖又红又热，而且一碰就痛。拿针戳进关节，会流出恶臭的脓水。助理问，该怎么办？
从助理的描述来看，显然丹太太的膝盖严重感染，必须再次做引流手术，而且越早越好，但是哈里森太忙了，而且这个手术很麻烦，因此他便一直拖着。他没有为病人做检查，甚至也没请一个同事去看看，只是吩咐助理给她开一些抗生素就行了。助理认为这样有点不妥，哈里森却答道：“没事，这个病人就是喜欢抱怨罢了。”
一周后，病人又回来了。这次，哈里森终于为她做了膝盖引流，不过已经回天乏力，感染不但蔓延到了膝关节之间的软骨，甚至把整个关节破坏了。后来，丹太太看了另一位骨科医生。这位医生只好帮她做关节融合术，免得因为骨头相互摩擦而造成不必要的疼痛。
我找到丹太太，向她问起这段经历。她说：“我已经适应现在的生活了。”她的膝关节完全固定，因此不能弯曲，不能跑，不能坐，也不能蹲下来抱孩子。她家原本住的是双层别墅，可在她从楼梯上摔下来几次之后只好搬到平房。
不久前，她去看医生，并向医生请教可否装个人工关节，但医生说，由于之前关节损害严重，这个手术的成功率很低。
每一个医生都可能像哈里森一样做出愚蠢、轻率的决定，但在哈里森职业生涯的最后几年，这样的错误一再发生。有个病人脚踝骨折，哈里森给他用的关节固定螺丝钉尺寸不对，螺丝钉因而进入骨头太深。
病人抱怨说很痛，但哈里森认为没什么大不了的，拒绝为他做进一步的处理。还有一位病人手肘骨折，哈里森给他用的螺丝钉尺寸过大。病人回来找他时，螺丝头已经穿破皮肉了。本来只要把螺丝钉锯短一点就行了，然而哈里森还是嫌麻烦，不愿这样做。
还有一起比较严重的医疗纠纷。一个上了年纪的病人髋骨骨折，表面看起来只需要打几根钉子就能解决问题，但进了手术室之后，哈里森发现病人的髋骨根本合不起来，应该给他做全髋关节置换。
可是哈里森只想速战速决，还是只打了几颗钉子就算了事。结果没多久，病人的髋骨就裂开了，还出现了感染的问题。而每一次病人回来找他，哈里森总是强调该做的都已经做了。最后，病人的髋骨整体碎裂，不得已才向哈里森的同事寻求帮助。
我找到了这位同事，他说他为病人做了检查后非常震惊：“哈里森简直是见死不救。X光片明明都已经照出来了，他还是听之任之。”
在哈里森执业的最后几年，医疗纠纷层出不穷，一群病人起诉他。在他们骨科部门的发病率与死亡病例讨论会上，基本都是他的反面病例。
我和哈里森在市中心一家餐厅的角落吃早餐。我问他，事情怎么会这样呢？他闪烁其词，冷淡地说：“我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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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里森是在西北部的一个小镇里长大的，父亲是水电承包商，家里有5个孩子，他排行老二。没有人想到他会成为医生。他在当地的一所州立大学读书时，是个胸无大志、表现平庸的学生。
有天夜里，他正翻看着欧·亨利的小说，突然心血来潮。“我对自己说，我要上医学院，”他告诉我，“说到学医，我实在没有什么基础或背景可言，只是想到了，就决定这么做了。”
他从此发愤图强，并申请到一流的医学院求学，毕业后就准备进外科这一行。他在空军服役时担任医官，退役后医院做住院医生。尽管在骨科工作很辛苦，但他觉得心中充满了满足感。
他是这一行的高手，面对一个个关节脱臼、髋骨骨折、脊椎受伤的病人，他总有办法使他们恢复健康、活动自如。他说：“这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4年。”年，他在完成骨科训练之后已经是备受瞩目的年轻骨科医生。医院继续他的医学生涯，一待就是15年。
哈里森的一个骨科同事这么评价那时的他：“他刚来的时候，科里有三个年纪较大的医生，技术不灵光就算了，脾气又大，对病人也不太负责。医院的哈里森不但人好，而且积极进取，有求必应。
比如你跟他说晚上8点有一个小孩要做髋骨穿刺，但人手不够，尽管不在值班，他也会马上赶来。他对教导医学院学生很有一套，因此荣获教学奖章。他的事业蒸蒸日上，对工作百分之百地投入，而且乐在其中。”
然而，在年左右，一些事情改变了。像他这样技艺超群、经验丰富的医生，应该知道怎么做对丹太太最好；那个髋骨骨折的老人应该如何处理，他也再清楚不过了；还有其他许许多多的病人要如何治疗，他也是知道的，但他就是没做。
同事们都很奇怪，他到底是怎么了？而他只是说，最后那几年，似乎事事不顺。在手术室大展身手、医治病人向来是他最快乐的事，但现在做手术时，他只想早点完事。
是因为钱吗？他刚当主治医生的时候，年收入是20万美元。到后来名气大了，病人和手术越来越多，他赚的钱也越来越多。他发现，如果他再努力一点，每年就可以赚30万美元，再拼命一点，年收入甚至能达到40万美元。
慢慢地，他开始拿业绩作为衡量自己价值的标准。他半开玩笑地说，医院的“金字招牌”。他的同事也跟我说，他对“业绩之王”的称号非常在意。
哈里森自视甚高，因此不愿把病人推掉（毕竟，他素以有求必应著称）。可是这样一来，他便忙不过来了。在这十几年的时间里，他每周都得工作80~90小时，有时甚至达到小时。他有妻子和3个孩子，但是他很少花时间和他们待在一起，因为他的时间表总是被工作排得满满的。
他的一天是这么过的：早晨7点半就开始第一台手术，比如髋关节置换手术，他必须要在两个小时之内完成。然后，他迅速脱下手术服，完成手术记录单，赶到几百米外的门诊区。另一个病人已经在门诊检查台上躺好等他了，可能是要做膝关节内窥镜检查之类的小手术。
门诊快结束时，他就叫护士打电话到手术室，请他们做好下一个手术的准备。他一整天都在手术室和门诊之间不停穿梭，与时间赛跑。而这时难免会有突发状况发生，像是手术时间拖延了，急诊冒出新病人，或是在手术时出现无法预期的问题必须马上解决，这样一来，就会打乱他的节奏和计划。
长年累月这样工作，他的耐性越来越差，出现一点小状况就觉得心烦气躁。本来，要做好医生就得咬紧牙根，逆来顺受，再怎么忙也得先解决突发问题。然而，哈里森已经被业绩冲昏了头脑，手术中接二连三地出现问题。
陨落的新星
这种事情其实惊人地常见。医生要通过严酷的医学训练，本来应该比大多数人更坚强、更从容、更抗压，但事实证明不是这样。医生也有酗酒的问题，并且不比其他职业来得少；另外，由于他们能够轻而易举地获得药物和麻醉剂，医生更有可能出现药物滥用的问题；而且医生也会生病，也会变老，也会因为心情不好而态度冷淡，或者因为某些问题而心不在焉，这时去医治病人就很容易出错。
我们常以为医生出错是个别案例，比如一个行医40多年的医生可能偶尔出现一两次差错。然而，根据统计，在所有的在职医生中，3%~5%的人并不能尽职地医治病人。
医学界对问题医生的处置有一套公开明确的方法：同事们联合起来，尽快驱逐有问题的医生，不要让他们继续危害病人，同时必须向主管部门举报，吊销问题医生的行医执照。然而，这种惩处措施很难实行，因为很少有医生会去主动举报自己的同事。
密歇根大学的社会学家玛丽莲·罗森塔尔（MarilynnRosenthal）曾专门研究过问题医生的处理办法，她比较了美国、英国和瑞典的不同做法，收集了多个问题医生的例子，有滥用镇静剂的医生，也有中风后还继续为病人开刀的53岁心脏外科医生等。
罗森塔尔发现，不管在哪个地方，不管医生的问题有多严重，总是要拖上好几个月甚至好几年，同事才会采取行动制止他们。
有人认为问题医生的同事是故意不采取行动的，但罗森塔尔认为，与其说是故意，不如说是无计可施。在交流中她发现，同事们的反应大都是先否认，然后有些手足无措，最后表示即使插手也是徒劳，就像家人不肯面对祖母的驾照该被注销的事实一样。
而且，不是所有的问题都显而易见。或许有同事怀疑某个医生出错是因为酗酒，或者年纪太大，但是确定这种事情需要长时间地搜集证据。此外，即使是一眼就可看出的问题，同事也常常无能为力。
对于举报同事这种事情，不举报的原因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负面原因是存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想法。
袖手旁观很容易，何必费力气去搜集证据、砸人家的饭碗？正面的也是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少有人忍心这么做。试想，有个你认识多年的老同事，技术不差、人品不错、心地善良，他因为吃止痛药上了瘾，或是因为手术时开小差而疏忽了对病人的治疗。
这时，你只会想帮这个医生，而非毁了他的职业生涯。可是要帮助他谈何容易？只能悄悄地去帮，私下里帮。这是出于好意，但结果通常不是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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