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特别重视“补养”，简言之就是怕“虚”。怕虚的原因不外两端：第一是害怕虚弱的身体观、其次则是虚弱将会导致相当多的疾病。这种害怕虚弱的身体观，伴随西方医学的传入，而有新的转型；民国以来，过去人们的补养、养生概念在中西医学之间，激荡出更多对话。传统中医认为，肾精气不足时，会出现智力减退、生殖功能衰退、骨骼发育不良等病症。而肾精气又常与纵欲有关，也因此大宗的补肾补养的广告出现在这个时代中。
本书所谈的历史，为过往所少谈。以虚弱、欲望、疾病和药品为核心，从医学典籍至医药广告图像等各式的材料中探讨性与身体的关系，承接明清补养观，而又能点出近代社会、文化之时代特性与风尚，细致地勾勒出新式情感成形、知识系统变迁，乃至对国族、社会、文化想象改变的历程，期许为中国近代史增添一笔色彩。
开门见山地说，“补养”的意识，几乎贯穿华人对药物和食物的认知。中国人为什么这么重视补养？不外两端：第一是害怕虚弱的身体观、其次则是虚弱将会导致相当多的疾病，或者它也代表着许多疾病的共通症状。张哲嘉认为，中医的术语和病人身体感之间，一直保持着很强的共通性，如”虚”、”郁”等看似抽象的术语，常被病人纳入自己生活化语言的一部分。这些文化，可能奠基于非常传统的概念。从秦汉以降，生子广嗣、传宗接代，逐渐成为父系社会维持永续不坠的原因。故一旦不孕，必成重大困扰，所以”保精”成为日常养生之大事；而中古以降，针对男性”阳气不足、精清冷少”的调养药方更是渐渐增多，而魏晋以来的服食文化，更无需多论，凡此，皆已见补养文化之端倪。害怕缺精、虚弱、阳虚的身体观，一直延续发展到明代以降而达兴盛。明代中医张景岳（一五六三～一六四○）提出：”相火为元气之本，一以补阳为主。”此说影响后来医者”不分内伤、外感，动云补正即所以祛邪。”一般认为从张氏以下开始着重峻补。此风延续至清代，更是有增无减，徐灵胎谓：”若富贵之人，则必常服补药，以供劳心纵欲之资；而医家必百计取媚，以顺其意。其药专取贵重辛热为主，无非参、朮、地黄、桂、附、鹿茸之类，托名秘方异传。”这些药大部分都是补阳与补气之药，多能壮人气力、强健精神。虽然清代以后已有医者检讨社会上温补之弊，但民间温补之风依旧兴盛，至近代乃有补充身体元气以对抗细菌之说。而且饮食补养之风也非常盛行，民国时中医胡安邦谓：”禽兽血肉，与人相类，多能补益。”当时受营养学影响最大的疗效论，多和补充人的体力、精气为主，这就会连结到治疗许多虚弱、虚劳、肾亏等受传统中医身体观影响之疾病，凡此皆补养之风有以致之。
古代的部分我们无法多论，但透过梳理，可知这种害怕虚弱、失精的身体观长期存在于华人的健康概念中。晚清时，德贞（JohnDudgeon,一八三七～一九○一）医师观察中国人由于”迷信或是贫穷而无法享用肉类”，吃素更是减低人们的精力；由此可知在外国人看来，中国人的确是普遍虚弱、营养不良。人们担心虚弱将导致疾病的意识，到了近代后并没有改变，还伴随新的科技与西方医学的传入，而有新的转型；过去人们的补养、养生概念，在民国以后渐渐移入”卫生”这一概念中，在中西医学之间，激荡出更多对话。历史学界对近代”卫生史”的研究，已有非常丰硕的成果。这些研究证实了”卫生”在东亚社会展现的各种多元风貌，而非只是一条直线进步的历程。
特别是在中国，卫生的现代性面貌更是丰富，雷祥麟早期的一篇论文指出了”卫生”在民国时期的特殊意义，有意思的是，他已注意到痨病（肺结核）在当时丰富的疾病叙述，正如一位作者李兆璋在一九三六年谈到〈吐痰如投炸弹〉时说：”中国人最不良的习惯为随地吐痰，为着这是个严重问题，所以防痨协会每年都举办劝止吐痰运动周，并曾请医师在南京路一带取痰化验，竟发现有百分之三十有着痨菌，机关枪、手榴弹可致人于死，但随地吐痰也不就是等于随地放机关枪、手榴弹么？因为同样都可杀人，可致我们死命。”此论乃基于西医学对”菌”的认识。另一点不可忽略的，痨病也沿用或汇通了中医的”虚”、”劳”、”亏”等概念而存在。甚至，用”肠痨”来说明病人是因饥饿、劳累而死，有些人会和营养不良结合在一起，总之就是身体的虚与劳导致。为什么各种”痨”会和中国人的虚弱和纵欲连结在一起？雷祥麟的研究已经起了一个很好的切入点，但”痨”与禁欲的关系，还需要再理解。此外，还有什么跟近代人虚弱、虚劳有关的呢？Hugh的研究同时说明：中国人对于精气的流失会造成身体虚弱与肾（气）亏等毛病是坚信不移的。民国初年，”神经衰弱”（此词约于一八六九年前后出现）传入中国时，也有医生从病人的症状来分析，认为神经衰弱就是中医说的肾亏，笔者认为，就语言和身体感之间的互操作性而论，衰弱和虚弱几乎已成为常民描述身体与疾病症状的惯用话语。早在晚清时期，心智功能障碍的原因，就被认为是身体虚弱或酒类引起；到了民国，情绪性疾病更与神经衰弱结合，这一点本书之后还有细部分析。若仅是凭一、二条史料就来说明这个时代是害怕”虚弱”的时代，恐怕有些牵强。但事实上历史学界已有许多前人研究可说明此时代的趋势。
近代中国是一个害怕”虚弱”的时代，虚弱不仅是身体感，也是疾病的前兆或象征，要如何避免虚弱呢？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一连串教育与行为控制的技术。李贞德研究民国时期的生理学教科书，指出在宋崇义的《新中学教科书生理卫生学》中，灌输学生”生殖器之卫生及疾病”时就强调要”禁欲”。该书警告性交过度和手淫会造成个人身心与社会之危害，建议”每日宜用冷水摩擦身体”，重点不在清洁，而在冷水可以降低性欲。而所谓”生殖器疾病”，就是指房事过度将导致记忆力、判断力、忍耐力都大减，男子罹患遗精、阳萎；女子罹患月经不调，子宫发炎等病，总结即”性欲”之害，不但连累人生，更造成社会问题。而纵欲不仅是男女之事，也可能在孤独一人时发生，例如对手淫、遗精的焦虑与防范，常被放在道德教育中被讨论，这在当时生理学教科书内是一显着的现象。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当时的正规教育也是要求禁欲，而纵欲、房事过度所导致的各种身体虚弱之症状，更是一连串疾病的起始。
虚弱病在民国时期的表述相当丰富，过度纵欲、房事不加节制，将导致身体虚弱，这在文化上具有特定的指陈。研究民国医药广告的几位研究者，包括黄克武、张哲嘉、张仲民、张宁、杨祥银和CochranSherman等人，都曾指出这一时期医药广告的特性，特别是当时的中药与西药，它们之间的界线是相当模糊的，药商为了在竞争日益激烈的药品市场脱颖而出，运用各种已为人知的传统医学概念，并参杂新式、新颖的西方身体概念，来说服一切可能的消费人群去购买药品，而性疾病、脑弱、血虚、肾亏等往往正是这些广告的大宗，这些病症皆可谓某种程度上的虚弱。
吴章（BridieAndrews-Minehan）也注意到某些补血的广告，一般都宣称充足的血液乃是健康之本，太少或是有所亏损的血，会导致身体衰弱，易患疾病。又如张仲民虽然是从近代商人在广告上的诈骗行径来分析药品，但在他列举的各种药品中，其实都与补虚、补肾、补血、补精等概念有关，文中所举华益大药房的”卫生补元汁”就很有代表性——”能涨脑筋、能强督脉、能济坎离、能调脏腑”，把传统中医能够补身体的话语全都用上了，这些广告总是建构一种逻辑——”身体虚弱是将患大病的征兆”，以遂行其药物之热销。连玲玲还从消费文化中发现，当时”健康”已成为一种审美标准，许多打着可以健身、返老还童，甚至可以万病回春的运动休闲商品，皆于市面上大行其道。这种虚弱的身体观，可从中医观点来解释为何与本书的主题相关。传统中医认为，肾精气不足时，会出现智力减退、生殖功能衰退、骨骼发育不良等病症；又可说是”精髓不足”、”髓海空虚”之症，亦即肾气亏虚将导致各种大病发生，而肾气亏虚又常与男欢女爱、手淫等纵欲行为有关，这就可以解释为何大宗的补肾、补养的广告会在这个时代中出现。为此，我们已知道百年前人们对于禁欲和纵欲的一些观点，也约略知道当时补养类药品的趋势。不过，目前研究多是点状式的，并没有能将欲望、虚弱、疾病和药品等四者进行一紧密的结合。在卫生史中，人们为什么在近代要同时追求身体卫生与药品科学，本书着重医疗、身体观和药品的历史对话，思想与物质文化史并重，分析当时民众对身体内在虚弱的恐惧，与外在行为之间的连结。我们需要更深入地以人文历史的视野来看待性与身体的关系，理解近代人们心态的层面，而不单只是从现代医学”纯科学”的视角来看问题。故本书将会深入分析这些现象，并探讨过往学者较为忽略的新式药品，包括荷尔蒙、镇静剂、壮阳药和一些中医补药、食补等技术。
而透过本书文字之呈现，读者看到的不是中西医论争的主旋律，而是在西医逐渐传入并深刻影响国人的近代历史发展中，大量西方的科技与身体观，和在中国既有的医学知识、疾病、社会观念，乃至担忧虚弱的心态结合在一起，透过报刊宣传的广度，一方面持续强化其影响力，一方面则将西方知识转译为中国人熟知的话语，而整体形塑了一代人的健康观念。可以看出，这个时代新的知识往往成为旧的身体观解释的资源，例如传统的肾亏、虚弱可以和神经衰弱、歇斯底里相结合；从传统的补药到新的荷尔蒙药品，也互相激荡、合奏保卫生命的交响曲，共同拯救虚弱与疾病；对手淫、遗精、禁欲的恐惧心理，则中西皆同，产生了疾病论述的共伴效应，更强化时人对虚弱身体的担忧。观察近代史必须注意，新的观念与知识转移到另一个不同文化中，往往有一转译的过程，融合与折衷往往是文化史的关键；再加入消费文化之各种变因，最终才能谈到民众的理解。其实，到最后端所谓”事实”的建构，风貌已相对复杂。从这本书的论述中，包括补充荷尔蒙、补精、补血、食补等治百病的思维，至今仍存留在华人的养生文化中，里面虽含有不少夸张的成分，但所谓的”卫生观”有时需要传统和新科学一同来背书。现代”卫生”的概念与其实践，本身就不断地被古典和现代的观念反复诠释，这其中还包含丰富的疾病理解。
研究医疗卫生史，也让我们明了每个时代的疾病观和身体观，都处在持续变动的状态，随时间与地域而有所差异。就像今天的医药健康广告，有几个大宗，而它们背后往往都蕴含着一种社会及文化的脉络，例如保肝制品与所谓的提神饮料，它们背后可能反映人们辛勤且超时的工作、应酬过多而又睡眠不足的困境；各种葡萄糖胺制剂与钙片，则反应骨关节退化疾病的严重；抗老化、防衰老的产品推陈出新，也可能反映出台湾人口年龄组成逐渐的老化。从民国初年的广告来看，补脑、补精、补肾、补血、补荷尔蒙等药品大行其道，则显示当时人们非常害怕虚弱。当然，这部分论述受到史料的限制，它大多还是反应城市的卫生观，或许将来卫生史可以将眼光移至农村，但仍需进行实际的田野调查或搜索地方性史料，此处先不多谈。
本书牵涉的病名虽多，但都指向放纵性欲、虚弱等共同因素。鲁迅曾抱怨他和一些文学家创办的文学刊物《语丝》，在一九二七年底转往上海发展后，突然冒出许多医药广告，”医生的诊例也出现了，袜厂的广告也出现了，甚至于立愈遗精药品的广告也出现了。”有关性方面的疾病与日常困扰，在当时公开被讨论是很普遍的，而且虚弱很容易被类化成一种政治病夫、罹病病人的共同特征；小则至患病之个人、大则指陈衰弱的”中国”。鲁迅认为，当时连文学中也参杂不少介绍”灵药”的文字，这些灵药都是针对虚弱和疾病的，他讽刺说：”即使不称为『广告』的，也都不过是出卖旧货的新广告。”其实就是报刊上充斥着变了花样的广告，同样还是贩卖拯救虚弱的药物。并且，”连病夫（服用后）也立刻可以当兵”，其实这种药物广告就是要趁”国难声中”或”和平声中”将更多利益榨到自己的手里。可见民国社会处处可见药商与大众媒体背后操作的痕迹，而医者虽秉持解释生理、病理之职责，但沉浸在商业利益中、在政治社会文化的氛围中、在与病人的沟通时，多少都可能受到这些话语的影响，甚至成为卫生商品的代言人。
谈卫生史也不能只有”公共”，其实由本书的论述可知，很多性疾病是羞于向大家启齿的，即使面对专业医者，怕也有难言之隐，特别中国人对这些”性事”一向保守，又有维持个人自尊的难处，故难以寻求正当管道的治疗。包括手淫、遗精、神经病、肾亏、性生活问题等疑难杂症，这些疾病似乎都有一些个人隐私曝光的顾虑，所以能够自己买药来服用，医院看医生要好，医院，能透医院，何乐不为？当时可能也有不少这样的例子与心态，更何况民国时期医疗资源不足，购买成药自行服用，实见怪不怪。或许，还受到民国时期内战外患不断，要求一个及格的”公共”卫生着实困难，所以只好寻求一种”个人”于日常生活中依靠消费而获得的”自己卫生法”吧。而为什么是这些广告，占了卫生药品市场的大宗？这是一段由肺结核鬼、肾亏男、血虚女所组成的民国文化史。照理说，近代中国应该是非常衰弱而且又极其可悲的，但是对照书中研究的例子，又产生一种极大的反差。彷佛是人们虽然惧怕”不卫生”的生活所导致的各式疾病，但他们终究可以被新科学、新药品所拯救。
若谈到笔者最关心的中医历史问题，近代以来的新药补养思维，无疑是延续明代以降的补养文化，即使当中有不少检讨声音，但并未撼动人们追求补养强身、藉以去病的既有概念，只是当中的身体观、科学概念和药品，较之明清时有所差异且更加纷纭杂沓。笔者的想法是，这么多的医学理论和药品共同于民国时期出现，代表这些性方面的疾病绝非只是单纯被”建构”出来而已。事实上有不少患者的确需要这些药品来治疗，中医谢利恒（一八八○～一九五○）指出：忧（肝）郁、遗精病都是近代中国的”时代病”，前者是妇女、士农工商皆有之；而后者遗精，”三十年前不多见，今则几为学校青年之普通病，教育愈发达，此类病愈多，虽补救之法日增，然终不敌病魔之进步。”可见当时罹患遗精病的人愈来愈多，乃时代的趋势。另一种思考，还是中国人惧怕”精液”的流失，所谓遗精、手淫、肾亏等身体观，乃是强化人们对失精和虚弱病的恐惧，背后有强大的商业利益和社会观念在操纵着，倒不一定是将”精液”遗泄至外面而已，极可能是一种身体描述的话语，而和当时许多中西补养类药物的要求结合。虽然手淫在一九七○年代前后的西方社会已经逐渐”除罪化”，但并不代表手淫或纵欲不会导致疾病或身体不适。换句话说，民众在日常生活中遭受的各种身体衰弱、疲累、无力、忧郁等身体感，必须透过在医学术语内找寻一种于中西病理上、日常行为上的合理性，这就是”虚弱感”的诞生；而最终希望靠某些药物的补养来恢复健康，这类故事依旧在现今生活中不断重复播放。若放长时间来看，近代可以说延续明清以来的补养之风，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加之政治、社会变迁之迅速，说近代是一恐惧虚弱的时代，一点也不夸张。
虽然鲁迅曾抨击当时新名词之横行，不过作为传统旧观念之一助，例如言：”科学不但更加证明了中国文化的高深，还帮助了中国文化的光大。——每一新制度、新学术、新名词传入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立刻乌黑一团，化为济私助焰之具；科学，亦不过其一而已。此弊不去，中国是无药可救的。”虽鲁迅所言某方面是正确的，科学新药的营销，还是嫁接在中国人喜好补养的观念上，但本书必须指出，这些科学化的新药，已经过提炼相关有效物质的过程，并去除过往中医补药的缺点，而大行其道。例如一则鸡汁的广告，颇似今日鸡精之概念，其言：”服药过多，流弊滋生，补身反足害身。鸡汁、牛肉汁补而不腻，味极鲜腴，不但为病人所喜，尤无补药之流弊。”由德国药厂制造的”狮力牌”牛肉汁与鸡汁，就强调蛋白质是人体营养的要素，当然它也融入中国”补”的元素，说明该药可以”助消化、抵抗病魔、培本固元”。而重点就在于它是经过科学提炼，没有补药的弊端，这其实和荷尔蒙的形象一样，经过科学提炼，深得当时人信赖。现在检讨，当时的社会不比现在，消费者并不知道新药其实也有不少问题，药品或补品的信息仍不够透明，副作用只在少数的期刊上被讨论，这是本书必须指出的。作为人文社会学者，不能不对现实有所省思，只有在更多专家与专业的公民参与下，总体医药信息才能愈益透明化，一般民众才有可能摆脱药害的问题，而当时人却少有这样的自觉。
而中医界呢？笔者定义自己是一位中医历史研究者。检视历史与现实之间，往往可以产生密切连结，一般学者无法在期刊论文内多谈，因为不论是从科学类或社会科学类刊物的视角来看，过度推论或联想都是”不科学”的。可惜，历史还有人文学科之特点，所谓”人文”，就是要启发人与文化的连结与想象力，此非纯科学所能定义。所以说历史知识的零碎化，往往是因为被要求在期刊上快速发表一个很小的主题论文，而升等评鉴都卡在这上面，最终发表是成功了，但对于历史之全局，还是无法好好掌握，此即历史被归于社会科学期刊内的时代缺失。而专书则不然，可以藉由研究点出一个时代风气，还能藉以将历史延伸，产生现实之启发功能，卑之无甚高论，其实就是传统史学之”借鉴资格”。对现代中医发展而言，历史研究有什么启发？
从本书可知，西方新科技所带出的药品、食品效用和对抗、预防疾病之功效，不断藉由人们既存害怕虚弱之心理，大行其道于华人社会，导致近代中医在响应社会、文化的需求层面上，渐渐丧失其主体性，这是对中医的警讯。笔者以为，中医必须嗅出时代推衍之趋势，着力集中发展新的药物和治疗方法，才不会被时代淘汰，例如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