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刊于《文化研究》第30辑，此为未编排稿，成稿详见本刊。文中图片源自网络。
物的嬗变
——南京长江大桥文化史
孟飞
东南大学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基地博士后
中共南京市委党校讲师
摘要历史语境中的“物”和“物”中透析出的文化品质给文化社会学研究打开了可能的空间，一方面，自然物和人造物被纳入文化，再现文化的社会关系，带着价值、概念和情感；另一方面，物被纳入社会互动，使社会结构具体化，反映我们身处的社会现实的本质与形式。南京长江大桥在20世纪60年代建构了人们清晰的身份、一个国家叙事以及在权力布展中的位置。而那之后的大桥都可以被称为“记忆”，记忆的文化蕴含不管在专业人士那里还是普通民众那里都是可以被利用和挪用的，每个人都以特殊的方式再次融入大桥的意义生产中。
引言：文化研究的当代面相
文化的概念在新世纪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然而，文化的流行不代表文化的研究已经趋近成熟，恰恰相反，多元的、甚至互相抵牾的分析方法给研究者厘清文化所处的现实状况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表象来看，物质生活的丰裕让我们有闲情逸致去思考诸如精神生活等有闲阶级的思想愉悦，但是这不足以说明，文化的诸面相产生的学理机制。在我看来，文化现象和文化研究的“爆炸”无论如何都是当代的：一是社会生活越来越受到符号、象征和媒介的影响；二是人们追求某种精巧的、符合时宜的外观来构建身份认同；三是不平等和公民参与的实践隐含了包纳、排异等修辞。因此，它们也可以被理解为日常生活中的社会性、私人性和智识性都可以在文化观念和典范中加以解释。
一研究方法的概要说明
在进入研究之前必然先要谋划一个可验证、可操作、可理解的方法论，以安置对研究目标的某些方面的讨论，保证研究方法对研究目标是持续作用的。本文拟借用的方法论构架类似于汤普森在《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里的“深度解释学方法”[1]。因为这种方法构建出解释意义现象为取向的方法论，并且可以糅合进多种分析类型中合法的、互相支持的因素参与讨论。
文化社会学谈及的“物”在本质上是促成社会形式、产生社会互动的重要部分，因此重点在于人与物的互动方式。在人和物构建的社会关系中，人得以确立自己的社会身份，体验他们在社会中的位置。“物质文化正是我们身处的社会世界里一个重要元素，影响了我们的价值、行动及生活方式。”[2]物质文化的多样性提供了社会形式特殊性的“证据”，如同不能撇开时代背景和社会结构去理解一个人，在除去物质文化之后，社会也是不能被理解的。[3]的确，日常生活中物质文化的性质和形态形塑人的生活经验和情感结构。在福柯看来，美学的、建筑的和规划的知识是最重要的知识类型，遗憾的是，当我们面对社会史（还有它隐含的权力进化过程）时，建筑和其相关领域并没有构建起有效的、独立的分析框架。他一再声称，某些建筑在特定历史时代的政治策略中扮演了重要的作用。“建筑与城市规划、装饰物与一般建筑，都是我们了解权力运作的绝佳例证。”[4]于是，我选取的研究对象是南京长江大桥这一建筑（景观），因为我无意从宏观的角度描绘上世纪60年代至今南京的城市社会史或是人的精神结构史，尽量把巨幅城市景观微缩到南京长江大桥这个建筑的实体，我以为大桥的实体同时具备日常经验生活和政治构建属性，这本身就是非常有意思的论题。不过令我讶异的是，大桥建筑的物质文化意味很快淹没在集体主义、政治感召、生活风格、符号象征等方面，透过大桥建筑（景观），讨论域数倍放大，意义的延展让人猝不及防。[5]
二巨大的政治意象——大桥意义生产A
“文革”时期的中国“国家建筑群”也许是中国现代建筑史中最值得进行政治—文化分析的范型。由于政治环境的恶化，“文革”期间的建筑创作几乎是停滞的，政治气候只允许在特定的地域，少部分急需的或政治意涵浓烈的建筑工程上马，南京长江大桥便是一例。南京长江大桥是我国首座自主建设、独立建造的长江大桥，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文革”左倾错误深刻自省，唯独肯定了包括南京长江大桥在内的少数几项在极左思潮引领下完成的“伟大胜利”。南京长江大桥是新中国战胜一切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敌人的顽强抗争，是劳动人民对凶险自然环境的克服，也是对旧时代中国软弱无能的清算。因此，大桥所标示的是奇特的共产主义精神地标，建筑将不可视的尺度、记忆和现实的印象物质化，当文化的意向需要物质形式时，建筑来表达它，“文化是对社会结构忠实的、毫无扭曲的反应。”[6]
《南京长江大桥》（）是由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摄制的30分钟纪录片，它“真实再现”了南京长江大桥自设计到完工的全过程，因此，影片与大桥是同体的。纪录片的机制本来就装备了“历史的、纪实的表白”[7]，南京长江大桥就是按照“我”诉说的方式发生、发展的，就是“你”亲眼看到的样子，影片以不容置疑的官方姿态带给观众大桥“正宗的”解释。在这里，解释的功能更多地是通过大量解说词和歌词的高密度覆盖实现的。片头是长江南京段的航拍画面，随着宽阔的江面在镜头中延伸，《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作为开场曲出现。其中间或插入了影片第一段解说词：毛泽东思想的灿烂阳光普照社会主义祖国的锦绣河山，大江南北分外妖娆，古城南京欣欣向荣！整个影片的解说突出了三个层次：一是自然地势的险要，长江天堑隔绝了铁路、公路运输。二是帝国主义列强为了霸占中国的资源也多次考察南京的水文地貌特征，但是他们都哀叹：在南京修桥比登天还难！帝国主义震惊于新中国独立建设大桥而百般通过经济封锁来阻挠，苏联修正主义更是恶毒攻击我们自主设计的大桥无法完成。三是旧中国的老百姓盼望在南京和浦口之间架设一座长桥，但他们的夙愿犹如“江中的泡沫顺水飘走”。大桥建成后，影片放歌赞颂：天堑变通途/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捷报传四方/天堑变通途/毛泽东思想永远放光芒。在文学理论中，叙事文本的“背景事件提供了讲述其他故事的元故事”[8]。南京长江大桥之所以被塑形为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是因为它的建造背景相当复杂，具有高度的政治张力和历史沉重感。其后，大桥文学风靡一时，南京长江大桥被誉为“二十世纪南京唯一可与中山陵齐名的伟大建筑”，也顺理成章地转译为文字材料，作为爱国主义篇章收入人教版小学语文课本（）：“滔滔的江水浩浩荡荡，奔向大海。自古称作天堑的长江，被我们征服了。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同年，郭路生[9]创作了《南京长江大桥——写给工人阶级》()：我自豪地/占据了人们/精神世界的/大地长空/我用我的/闪光的铆钉/更牢地加固/人们心中/无产阶级/革命的阵营。“文学显然不能解读为只是描绘区域和地方，很多时候，文学协助创造了这些地方。”[10]大桥文学的意义和大桥的意义是重叠的，它们用了显性的语言描述大众可能不能直接发觉的大桥的隐性意识形态功能，换句话说，建筑的历史解释是屈从于主流话语构造的，“以在语义学系统中的一系列革命与主要变化为这一历史的度量。”[11]
在大桥构造的每一个关键历史时刻，都是一次建筑的“事件”，事件在这展开，意义也就在这被灌注，大桥建筑形象产生的过程是与行动直接关联的。建筑讲述的不仅是空间本身，还是空间中发生的事件。以往的建筑话语过多热衷于静态形式和功能观念，“我们应该对建筑周围的活动加以观察，比如身体运动、思维方式、集体活动等等，也就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