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引言：AMostAmericanTerrorist:TheMakingofDylannRoof《一位美式恐怖分子：迪伦·鲁夫的诞生》是GQ自由记者RachelKaadziGhansah于年8月21日所发表的关于南卡罗来纳州杀害9人的凶手报道，并获得了年普利策特稿写作奖。
作者
RachelKaadziGhansah
“你怎么了？”在查尔斯顿市伊曼纽尔非洲卫理公会教堂的审判中，一位成员向那个杀害了8名同为黑人教区教友以及其牧师的白人问道。“什么样的恶棍会犯下这样的罪恶？…迪伦，你发生了什么？”
瑞秋·卡德兹·加萨在南卡罗来纳州花了几个月时间来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与鲁夫的母亲、父亲、朋友、曾任教的教师以及受害者的家庭成员交谈，来试图解开到底是什么造成了我们这个时代最冷酷的杀手之一的谜团。
坐在教堂旁边，喝着一瓶伏特加，他觉得是时候进去开枪了。
他们是一个小型的祈祷团体——一个后起之秀传教士，一个老牧师，八个女人，一个年轻人和一个小女孩。但对他来说，他们都是祸害。他相信，美国黑人强奸“我们的妇女，占领我们的国家。”于是当他们闭上眼祈祷时，他拿出格洛克手枪，冷静地，向聚集在伊曼纽尔非洲卫理公会教堂地下室的12人开火，几乎每个人都死了。
熔炉
在去年12月的审判中，两名幸存者和受害者的亲属们坐在法庭上，看着迪伦·鲁夫的头背，还有他瘦弱的脖子。他锅盖头中间增长的秃斑几乎使他看起来像个年轻且精神错乱的僧侣。他着装简便，生活并没有给他很多机会去穿上西装：一件破烂的圆领毛衣，厚厚的涤纶卡其裤，低垂在看似廉价的棕色皮革礼服鞋上。
在审判的两个阶段，涤纶·鲁夫决定代表自己。当遇难者家属作证时，他们听着他，没有回头，他虚弱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用他那深沉、总是无聊、呆板的声音把他们从席位上打发走，这声音听起来像是他的嘴里塞满了卡洛糖浆。他没有经常反对，但是当他这样做的时候，是因为他觉得家属提供证词的长度和数量使他心烦。他们能把关于死者的故事讲快吗？每当他站起来要被送回牢房时，他的嘴动了，我起初觉得是一声叹息或是一口深呼——真的，那是时常出现的抽搐，他脸颊上粘稠的液体偶尔以他把舌头耷拉出来舔舐他那薄薄的嘴唇而告终。
费莉西亚·桑德斯是少数幸存者之一，她前一阵子就告诉法庭，鲁夫属于地狱深渊。几个月后，她说因为他，她不再闭上眼睛祈祷。她不能忍受听到鞭炮声，甚至包括橡子掉下的嗒嗒声。因为迪伦·鲁夫，费莉西娅·桑德斯不得不躺在死去儿子的血泊中，用手捂着啜泣中的孙女的嘴装死。她把手压得太紧了以至于她说她怕会把那个女孩闷死。18个月后，费莉西娅·桑德斯用同一只手指着法庭上的迪伦·鲁夫说，语气中没有丝毫怀疑，这很简单——那个男人就是“纯粹的魔鬼”。
他们的刻薄是有理由的，但也是出乎意料的，因为大多数关于枪击的新闻报道基本上都被抹去。在审判期间，我在查尔斯顿与几乎每一个白人交谈时，他们都称赞教会对击毙他们教友的年轻白人的宽恕大量。宽恕是对一切的赦免。没人说这种宽恕是个人的事情，而非集体的。一些受害者和亲属原谅了他，而有一些则不原谅。没有人承认迪兰·鲁夫不止一次道歉，表现出任何悔恨，或请求原谅。或者说，他有天的时间来思考他的罪行，迪伦·鲁夫站在陪审员面前，用他那厚重迟缓的舌头没有任何犹豫地说：“我觉得我必须这样做，我仍然觉得我必须这样做。”
费莉西娅·桑德斯作证的第一天早上，我就直接坐在迪伦·鲁夫的母亲后面，因为她骨瘦如柴，所以很明显她身体有些不适。她颤抖着，直到膝盖发软，慢慢地滑到长凳上，嘴巴张大，几乎没有动。她一遍又一遍地说：“对不起。真的对不起。”她好像在跟她的男朋友说话，但也许这是说给即将出庭作证的费莉西娅·桑德斯听。这份公报是母亲们之间纽带的一部分，它是当你的儿子对另一个母亲的孩子施行不可原谅的罪行被提到时，必须感受到辐射般的耻辱。不管是什么，都是哥特式的。
当迪伦·鲁夫的母亲在法庭上晕倒时，一位来自ABC的记者和我打电话叫来一位医生，不知道还可以做什么，我用我的纸巾在她的前额上敷上一层冷敷，然后开始擦拭——直到我感觉我这样做不太恰当，或者意识到自己太投入，在照顾安慰昏倒的白人妇女，而真正的受害者者坐在过道上仍在哭泣。但是，即使在所有这些混乱中，这种痛苦使法庭被悲痛所充斥膨胀，迪伦·鲁夫似乎也没有回头看自己的母亲。
当鲁夫被判罪后，他们一个接一个地登上站台做受害人影响证词，他们站在陪审团席旁尖叫、哭泣、祈祷、诅咒。一些人要求他承认这些罪行。“看着我，孩子！”一个人愤怒吼道。他没有。其他人表示了对他的爱。他不在乎。有人说他们是在魔鬼身上工作是他身上的魔鬼在作祟。“是的”，他们喊道。他似乎什么也没有感觉到。
我本来去查尔斯顿是想写去世的九个人。但是，从头至终，每当我听到幸存者和家属的证词时，唯一让我能够专注的，当我还在那儿时，晚上最能让我睡不着的就是迪伦·鲁夫的巨大沉默，他甚至不抬起头来解释他为什么这样做。一次又一次，他甚至懒得张嘴，鲁夫提醒我们他不必回答任何人。他不必用回答或向那些被他残害和谋杀的亲属解释任何东西来使我们的问题显得庄严。他被他的知识所保护着，美国白人恐怖主义从来没有答案，从来不为意义而扭曲，我们从来不将之定义为“操纵者”，我们也不能强迫他做任何事情。他仍然不可捉摸。他保持着控制，就像他想要的那样。
因此，在法庭上待了几个星期之后，在迪伦·鲁夫被要求站起来听他的判决的前不久，我决定如果他不告诉我们他的故事，那么我就会想方设法做到。这就是为什么我离开他的犯罪现场查尔斯顿市，前往内陆到里克兰县，哥伦比亚，南卡罗来纳州——找到认识他的人，看看鲁夫在哪里出生和成长，试图理解他过去的21年的生命，直到他犯下了如此可耻的行为，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因联邦仇恨罪被判处死刑的人。
查尔斯顿警察局
父亲
迪伦一向喜欢查尔斯顿。查尔斯顿有历史。它曾经是这个国家最多奴隶的家园。这座城市充满了遗物与建筑物，使他想起了昔日白人的强大，想起了白人曾为这片疆土的统治者以及他们被人尊崇的时代。不像他的家乡。不像哥伦比亚。
迪伦·鲁夫的父亲住在哥伦比亚边缘的一条死胡同里，对面一片如世界末日辽阔空旷。在停车场后面，有一座小公寓建筑物被许多卤素灯照亮，可能是为了防止人们闲逛或者做一些他们觉得肯定不会有人看到的的蠢事。但就是这样。除了鲁夫一家的小房子外，街的尽头一无所有。
这房子本身做工很好。它是一间低矮、黄色、工匠风格的平房，位于一个相当不错的社区，但是看起来仍像是人们在他乡梦想破灭才会去的地方。在邮箱上写着一个路标：基韦斯特一号公路末。在门上贴着两个褪色的“罗恩乔恩冲浪店”标识得贴纸和一个相对较小的“我投票”贴纸。有人把美国国旗挂在前面的树上。贴花、锈迹斑斑的风铃和略微霉变的草坪家具使得这座房子像是一个人的玛格丽塔维尔。
我站在街对面静静地等待着。等待什么？一个答案。一个原因。一个可以帮我搞清楚这些异常可怕事情的细节。月光微弱，我敲了敲黄色房子的门，同时很困惑在午夜前几个小时有一个不认识的黑人妇女在他的门口想要谈论他的儿子，班尼特·鲁夫让我进来并递给我一瓶冰啤酒，尝起来就像是因神经而焦灼口干的缓和剂。
然后我坐在他儿子过去睡觉的沙发上，离他儿子写下他为什么枪杀九个黑人的电脑有几英尺距离，离偶尔收有迪伦·鲁夫把里面藏有非洲种族隔离国家国旗的夹克的档案柜有几英里距离。班尼特·鲁夫很谨慎，但很善良。当我抚摸那只深情的鲭鱼虎斑猫时，他紧紧地注视着我，他的儿子给猫拍了那么多照片，但仍然离之而去。我注视着他，问他有没有了解过什么，他说没有。在满是关于佛罗里达州以及鹦鹉的画的客厅里，迪伦·鲁夫的父亲一遍遍地说：“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只知道鲁夫不是那样长大的。”
甚至当我劝解他的时候，他又说了一遍，然后摇摇头继续说直到他让我离开，带着一张只要摆脱这种生活其他什么都可以接受的悲伤神态。在迪伦做了那些事情之后，在基韦斯特已经没有后路了，或者回到以前。那些是来自寻求答案或者觉得他儿子行为正当的陌生人的侵扰——班尼特·鲁夫让他的两只巨型罗特韦尔犬出前门跟着我，确保我回到之前过来的黑漆漆的街道与夜色。
班尼特·鲁夫在他儿子的审判中从未出现过。（后来在联系中，班尼特·鲁夫拒绝进一步接受采访，声称这是“假新闻。”）在迪伦给父亲的告别信里，发现他的汽车后座上的有一本日记被撕掉了，里面没有对留恋之情。除了对父亲说他是一个好爸爸外，没有任何感情。四个月前班尼特·鲁夫给他儿子二十一岁生日的贺卡中同样也是简明扼要的语调。班尼特告诉他唯一的儿子，他为自己感到骄傲，同时有一张美元的借条，这样迪伦就终于可以申请许可证以及购买枪支了。
迪伦·鲁夫的教育
他仿佛漂浮过人们的生活却没有留下一点痕迹。一位每天都和他一起在教室的老师说，她通常记忆力很好，但是她不得不道歉，因为她真的不记得关于他的任何事情。除了非常偏执地使用洗手液之外，他没有做过什么引起人们注意的事情。迪伦·鲁夫把整瓶整瓶的洗手液倒进他的手里在班上成了一个笑话，以至于迪伦什么都做不了，甚至也不去吃午饭，直到他消毒擦洗干净。仿佛他知道到别人看不见的污秽。
在谋杀案发生后，鲁夫许多之前的同学急着去接受采访。这激怒了鲁夫，他在日记中警告说：“许多自称认识我的人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些所谓的朋友说的关于我的东西都是谎言。我从来没有一个黑人朋友，没有过亲密关系的黑人朋友。”
当卡莱布·布朗在哥伦比亚市中心一家餐馆的桌子坐下时，令人惊讶的不仅是他走进来时许多人转过头来，而且是迪伦·鲁夫童年最亲密的玩伴是一个看上去是黑皮肤的混血儿。
当我问卡莱布迪伦是否知道他是黑人的时候，他笑了出来。
“如果你看见我，我不会觉得你会说，‘噢看看这个白小伙’。”
卡莱布和迪伦是同班同学，他们母亲是儿时玩伴，她们意识到她们的儿子同龄同班，而这种联系使得两人一起玩耍。的确，迪伦知道他是黑人，但是这并没有改变什么。就像小孩子会做的那样，迪伦甚至有一次问起了他棕色的皮肤。他们有着相同的兴趣爱好——滑板、摔跤、电子游戏。所以放学后，他们经常一起出去玩，尽管卡莱布发现迪伦智力迟钝。
“我只记得他在学校简单的事情也做的不是很好。不仅仅是指学习上；在所有事情上面他都是…迟钝的，”他说。“他并不是真正聪明的人。比方说，我们在公园不得不逃跑，他会总是慢人一拍。”随着两人长大，他们的兴趣也发生了分化，迪伦不是那种你可以一起待着的人，因为“他不是那样的人”。
卡莱布，一个音乐家和说唱歌手，又瘦又高。我们谈了两次，他穿着一身制服搭配红金绿相间的阿迪达斯贝壳头鞋，一件朋克T恤，紧身牛仔裤，和一件超大的短夹克。他厚厚的脏辫披到了肩膀上。第二次见面时，他戴着闪闪发光的金色牙套。他看起来很酷，似乎青春期成了两人之间的分水岭，他们已经有好几年没有见面了。
谋杀案发生的时候两人已经非常疏远了，以至于当卡莱布在读鲁夫的日记时非常惊讶，不仅仅是因为这种仇恨的情绪，而且是他认识的那个那个迟钝呆滞的孩子甚至能把思想条理分明地汇集在一起：“我觉得迪伦肯定长时间读某一个人的思想或者被某人指导，因为我认识的迪伦想不出这样的东西，甚至不会这样想。”
迪伦·鲁夫在哥伦比亚长大，那里曾经的老师同学都记得他是最边上的男孩。网上白人至上主义者社群使得他变得更加激进。
我告诉鲁夫的老师我已经联系了他的一些同学，当我提起卡莱布时她非常高兴。许多人也是这样，包括鲁夫的母亲。她是除了卡莱布之外唯一一个指示两人曾为好朋友的人，（除此之外，阿米莉亚·鲁夫谢绝采访）。他们的老师说：“也许迪伦的母亲想让他与卡莱布亲密起来，但我看不出来。”
迪伦和卡莱布的小学校长泰德·瓦切特管理罗斯伍德小学长达三年之久。在此之前，他在昆斯长大，即使在南卡罗来纳州呆了30年，他仍然有很浓的纽约口音。在他哥伦比亚的家里，他坐在一张高椅上，让他看起来很有威严，但是他的姿势把它使得其变成了一个文学艺术教授的狂妄。瓦切特说话很快，但是不羞怯。在他和他的妻子递给我一碗开心果和一杯白葡萄酒后，他问我是否想听听他对于迪伦·鲁夫到底发生了什么的看法。他一早就开始了。当他在广播中听到“查尔斯顿的悲剧”和迪伦·鲁夫的名字时，瓦切特心里想，妈的，我知道这个人。
迪伦就读罗斯伍德的时候，社会关系变成“阶级驱动”以及开始“自我分类”。有社会学背景的瓦切特随着观察到“黑人和白人关系开始恶化”变得焦虑。他们分道扬镳，我不认为是他们自愿的，但是社会压力太大了。
“当迪伦来的时候，”瓦切特说，“我记得他，因为他很安静。我总是在想，‘这是一个漂亮帅气的男孩。’我会在年鉴上给你看他的照片。英俊，可爱，但安静，他从来没有因为闯祸而去过我的办公室。他很安静，并不属于喧闹的人群，更像是受过大学教育家庭的孩子。他不是那部分。他和工人阶级的孩子们在一起。
“为了理解迪伦，你需要阅读阶级中隐藏的伤害，”瓦切特说。这本书展示出“你采访波士顿、波士顿南部的白人工人阶级的次数越多，尤其是几杯啤酒之后，你会感觉到他们觉得自己比所有哈佛、剑桥、聪明的、受过教育的人都低人一等。”在瓦切特看来，迪伦并不笨，但是他感觉自己被取代了。这是一个阶级仇恨的例子。“有趣的是：如果我在这里和白人哲学博士举办晚宴，我是不被允许诽谤轻视非裔美国人、西班牙人或穆斯林的，但如果我换成穷鬼乡下白人时——”
“或者是疯子和穷苦白人”，我插嘴说出了他不想说出的话。
他做了个鬼脸，但承认了。
“说这些话几乎在社会上是可以接受的。它只是告诉你他们是多么的不合群。这些可怜的白人工薪阶层，他们必须意识到这一点。理解吗？所以也许迪伦的家庭是社会流动性下降的一个好例子。特朗普展示出来的是，我们低估了这个社会中白人工薪阶级的自尊是多么脆弱和不稳定。他们不仅看到白人精英，而且他们看到了……”
“他们看到我们，黑人，从后面赶上，使他们黯然失色。”
瓦切特靠在那张高椅子上，指出我说出了正确答案，然后伸出长胳膊耸了耸肩，问了一个我们两个都不知道答案的问题。
“然后他们说，‘这些人都在上面做什么？我发生了什么？’”
在我离开之前，我跟着瓦切特走进他的书房，他的妻子简在那里放下了一本年鉴。他们整理了一下，直到找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我们三个人蜷缩成一团，注视着一幅充满年轻、小个、多样的小孩的班级照片，班上满是笑容可掬的黑人学生和白人学生。学生们聚在一起，喜爱清晰流露，互相搂着，几乎拥抱，轻松地咯咯笑着。然后我找到了他。边缘化，勉强地笑着，带着悲伤的眼神，站在旁边，穿着一件整洁的红夹克，一头金色的锅盖头，看上去就像格格不入的男孩子。
迪伦·斯托姆·鲁夫
鲁夫一家的纯正
“我的血主要来自不列颠群岛，但我因被保佑而拥有大量的德国血统和德国姓氏，”鲁夫写道。“我的血统是美国的代表。”鲁夫正冥思着他自己血统的纯正。他在网上粗略地研究了他的家庭。我一直对他可能发现的东西很好奇，所以我花时间在哥伦比亚档案馆里学习关于他的祖先的知识。
19世纪的鲁夫世家不是人们所称的杰出家族，但他们在哥伦比亚的表现相当出色，在当地历史书上被记载为勤勤恳恳的教徒和好公民。迪伦的曾曾曾祖父在内战中扮演了一个次要的角色：杰西·马里恩·鲁夫曾计划当一名牧师，如果内战没有中断他的学业。年，他娶了一位名叫塔尔西的女人，三年后，他作为一名下士入伍同盟军。他被派上船去莫里斯岛打水，莫里斯岛是联邦军第一批黑人士兵惨败的地方。但这些都不是十分非凡。它们都是十分典型的。它们如此典型以至于当我在当地的图书馆时，唯一引起我注意的是鲁夫的祖先，在人口统计普查时，杰西·马里恩和塔尔西·鲁夫的户口除了他们两个，还列着一个“黑白混血”的小孩。
迪伦在他的网站TheLastRhodesi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