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娜·阿伦特（HannahArendt，-）
黑暗时代的她们
晏文玲
（德国美因茨大学/美因茨欧洲历史研究所）
一
即使在最黑暗的时代，我们也有权期待启明。这种启明与其说来自理论和概念，不如说来自某种不确定的、忽明忽暗的并且时常很微弱的光亮。这光亮源于某些男人和女人，源于他们的生命和作品。它们几乎在所有情况下都点燃着，把光散射到他们尘世生命所及的全部范围。像我们这样长期习惯了黑暗的眼睛，甚至弄不清那些光亮到底是烛光还是日光。
——汉娜·阿伦特
今天我们要谈论的几位女性，阿伦特（-）在其一九六八年结集出版的《黑暗时代的人们》中未曾评述过，但她们也曾把光散射到她们尘世生命所及的全部范围，甚至几乎曾与阿伦特“相逢一笑”。她们是艾迪特·施泰因（EdithStein，-）、西蒙娜·韦伊（SimoneWeil，-）、艾娣·熙尔森（EttyHillesum，-）和安妮·弗兰克（AnneFrank，-）。
艾迪特·施泰因（EdithStein，-）
西蒙娜·韦伊（SimoneWeil，-）
安妮·弗兰克（AnneFrank，-）
尽管并非同龄人，四位女性都来自有教养的市民阶层，在任何环境下都热爱并追求真知，时时自省自察，保持卓然独立的人格。普鲁士的大学对女性开放没几年，施泰因家中最年幼的两个女孩——埃尔娜（Erna）和艾迪特——就先后参加了大学入学考试（Abitur），升入布雷斯劳（Breslau，即今波兰弗罗茨瓦夫Wroc?aw）大学就读。西蒙娜·韦伊从小紧跟天才哥哥安德烈（André）的步伐，熟读古典文学，中学时代便初露锋芒，升入亨利四世中学高师预备班，师从哲学老师“阿兰”（Alain）——埃米尔·夏尔蒂埃（émileChartier），而后顺利考进巴黎高等师范学院（écolenormalesupérieure）。艾娣·熙尔森有一半俄国血统，熟练掌握俄语，在阿姆斯特丹读大学期间对翻译、文学和心理学兴趣尤浓，相信文学创作是自己命中注定的道路。少女安妮小小年纪，便已具备卓越的观察力和领悟力，在最艰难的环境中仍如饥似渴地阅读写作，梦想有朝一日成为作家。
同阿伦特一样，她们都是犹太裔欧洲人，都身处那个光亮熄灭的时代，都努力挣脱时代的樊篱。这樊篱对于同时代的女性而言尤难跨越，但它却并不仅仅针对女性。唯一不同的是，只有阿伦特幸免于黑暗中骤然降临的死亡。
一九一四。
德国，哥廷根大学。战争伊始，死亡气息似乎还没有笼罩这里的课堂。施泰因正在哲学现象学一代宗师胡塞尔门下求学。多年后她回忆道，“虽对战况忧心忡忡，那年冬天却仍是我哥廷根求学生涯中最幸福的时光。”“在哥廷根，我学会了敬畏信仰问题，敬畏有信仰的人。”次年一月，不满二十四岁的施泰因顺利通过德文、历史和哲学三科的师范文凭结业考试。四月，她中断了本该继续的哲学博士论文的写作，不顾母亲强烈反对，成为西里西亚（Schlesien）红十字会在摩拉维亚（M?hren）的战地志愿护士。
西线对面，交战国法国。战争一打响，韦伊当医生的父亲便应征入伍，六岁的西蒙娜和哥哥安德烈省下糖和巧克力，寄给前线士兵。
中立国荷兰，艾娣·熙尔森出生在宁静无扰的泽兰省（Zeeland）。
一九一八。
战火硝烟仍在。两年前施泰因凭一篇《论移情》（ZumProblemderEinfühlung）以最优成绩（summacumlaude）获得哲学博士头衔，由此激发的凌云壮志此时却几已消磨殆尽。与导师胡塞尔合作不顺，“私人助手”施泰因小姐最终选择离开。接替她当助教的，是后来在马尔堡（Marburg）成为阿伦特老师和地下恋人的海德格尔博士。离去之前的初夏六月，某日机会偶然，胡塞尔、施泰因、海德格尔这三位后来命运迥异的前后辈哲学家，在深夜的弗莱堡边散步边畅谈宗教哲学。颇具历史意味的这次“三人行”，是否也谈到了当时无休止的战争和战争带来的无尽伤痛？
那是一场“我们有生之年甚至都无法经历其终结”的战争。它让胡塞尔失去得力助手——“我极有前途的学生莱纳赫（AdolfReinach）已为国捐躯”——且不提他自己两个儿子在西线一死一伤，也让施泰因失去了最投契的哲学乃至人生导师。莱纳赫在应征入伍前曾是胡塞尔在哥廷根的得意门生，在助教岗位上循循善诱地将学生领进大师的思想殿堂。直面这突如其来的死亡，施泰因从莱纳赫遗孀身上头一次切身体会到了某种宗教经验，它能超越眼下的悲痛，给心灵带来宁静和力量。
战争结束前，施泰因在给姐姐埃尔娜的家书中写道：“即便如此，我们仍不该绝望。我们不该局限于自己目力所及的那一小段生命，局限于浅显的表面。此刻的我们无疑正处在人类思潮的转折点，不该抱怨这场危机为什么持续得比有些人预料的更久一点。”“我也并非圣人，也和旁人一样有软弱的时候。况且我相信，哪怕是圣人，也不需要弃绝这个世上的梦想、希望与喜悦。正相反：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是为了生，是为心怀感恩地接纳世界的一切美好。我们不该在现实与期望不符时感到绝望。我们该想到自己还拥有什么，明白自己在这个世界只是来走一遭，眼下让人痛苦的一切，到头来其实不算什么，也根本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后果严重。”
十一月刚停战，施泰因旋即加入了新成立的德国民主党（DDP），投身到火热的重建战败祖国的政治实践中。这场实践最后昙花一现，这或许与她彻头彻尾的理想主义有关，她也对波兰挚友英伽登（RomanIngarden）坦承：“我爱世界的现实（Realit?t），不是一股脑儿地全都爱，而是只爱其中一样——我爱人的灵魂，不管是单个的人，还是群体的人。……当然我也爱理想，因理想自身的缘故，也因为理想是我们生命中唯一可靠的指路明灯，没有理想，我们将万劫不复。”
重新划定的国界另一端，战胜国法国。对巴黎和会确立的战后秩序，韦伊后来这样表明立场：“条约签订之前，我还一直是像孩子般高唱赞歌的爱国者。欺侮战败敌人的强烈情绪那时正在处处蔓延，令人反感，促使我从此摆脱这种天真的爱国主义病。我的祖国正使战败国蒙受屈辱，这比我自己的祖国可能遭受的屈辱更加使我感到痛苦。”
战争结束那一年，韦伊不满十岁。
二
我们大多数人既非诗人也非史家，但我们仍会从自身生命经验出发，亲近叙述这项活动，因为人有回忆生命中重要事件的需要。在叙述中，这些事件把我们自身同他人关联起来。于是我们经常迸发“诗意”。从最宽泛的词义上讲，“诗意”是人的一种潜在可能；可以说，我们经常期待它喷涌而出。而当这种诗意出现时，叙述过去便成为对时间的中断。成形的故事仿佛新芽被嫁接到世界这根树干上。……叙述在世界中有它自己的位置，在那里它将比我们活得更长久。在那里它可以继续讲下去。
——汉娜·阿伦特
一九三三。
第三帝国元年。为纪念基督受难复活一千九百周年，罗马教宗庇护十一世（PiusXI）特将此年订立为救赎圣年（annussanctusextraordinemacmaximumIubilaeumgenerale）——意即格外恩宠之禧年。
“这几个月，往日德国犹太人生活里的那种平静自在一扫而空。……这几个月，我总不免想起几年前同某位修士的一次会面。他曾建议我将孩童时代作为犹太家庭一员所经历过的犹太人生活如实记录下来。因为外人对这些事知之甚少。但那时，我手头还有许多别的工作要做，无从认真考虑他的这个提议。今年三月，……德国掀起了反犹运动的浪潮，我才又想起这件事来。……我现在要写下的，并不是犹太教的护教辞。阐发犹太‘思想’，批驳对犹太教义的歪曲，详述犹太教理，书写犹太民族历史，这些事情就都交给更适合的人去做吧。……我只想简述我本人经历的犹太人生活；作一次见证，就像其他那些业已付梓或日后将要出版的见证那样。谁想要了解未遭扭曲的史实，此书就是为谁而写。……布雷斯劳，三三年九月二十一日。”动笔记述《犹太往事》的施泰因博士，皈依天主教已十年有余。时代所限，她最终没能实现在大学哲学系当教授的夙愿。落款时的九月，她已放弃专科研究所讲师职位，正在故乡逗留，与亲人告别。这段短暂时光过后，她便要加入加尔默罗会位于科隆的隐修院（KarmelMariavomFriedenK?ln）了。
其实，是年四月，《职业公务员制度重建法》一经颁布，颇具政治远见的施泰因就写下了致教宗的请愿信：“过去一周，我通过私人渠道获悉了五例反犹措施酿成的自杀悲剧。我确信这是德国当前的普遍现象，接下来还会有更多牺牲者。这些不幸的人们没能再坚持一下，没能承受住命运的打击，对此，旁人或许只觉得惋惜。但是，任由这些惨剧发生的人，要对此负首要责任。对此沉默不语的人，也脱不了干系。已经发生和正发生的这一切，在一届标榜‘基督教式’的政府眼皮底下上演。……如果沉默继续，教会恐怕也将自身难保。……靠沉默是无法从现时的德意志政府那里谋取长久和平的。反天主教的措施暂时还没有发出多大动静，远不及反犹措施那么暴力，但绝非毫无章法。用不了多久，拒绝无条件遵守新规矩的德国天主教徒也会从公务员队伍中被扫地出门。”
也就是在写下这封信的本笃会博戎大修院（ErzabteiSt.MartinzuBeuron）——皈依后她时常在复活和圣诞这两个主要节期往之避静的精神家园，施泰因和她的灵修导师、博戎总院长瓦尔策（RaphaelWalzerOSB）反复探讨了犹太人问题及她本人的人生走向。她原本甚至想亲赴罗马觐见教宗，敦促宗座发表通谕，就犹太人问题做出外交努力。时值非常规圣年，朝圣者众，宗座事务繁忙，施泰因不得不取消行程，改为呈递请愿。然而这封书信并未得到教宗明文答复。其后不久，施泰因立誓愿加入加尔默罗会（OrdoCarmelitarumDiscalceatorum）——十二年前，读到大德兰修女（TeresadeávilaOCD）自传的那个夏天起她就已无比神往的心灵归属。十月，刚在布雷斯劳母亲家中过完四十二岁生日的施泰因来到了科隆。
法国，外省某女子中学。代哲学课的左派激进分子韦伊也在密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