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凤凰FM
用“杞人忧天”来描述百姓家庭的心态可能有过分的嫌疑，但是普通大众确实有足够的理由为自己孩子的未来担忧。社会流动性停滞不前，竞争已经全球化，中产阶层艰难生存，资本阶层变得越来越遥不可及。自从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特别是在年轻人眼里，对未来的憧憬要比在过去任何时间看起来都更令人胆寒。在这种环境之下，大学文凭被无数人奉为一种不可或缺的必需品。虽然也有人会怀疑，但是大部分人普遍认同一种观点：大学的名气越响亮，教学质量越高。在这样一个“赢家通吃”的社会环境之下，唯一可靠的办法就是让自己的孩子成为赢家之一。美国大学录取的狂风暴雨一直在进行中，这股狂潮席卷全球接近50年，而并非只有7年（从年金融危机开始），因此你要睁大眼睛看清楚这种疯狂的本质。这个游戏的主题并不是社会底层或者中产阶层突破自己更上一层楼，甚至也不是上中产阶层维持自己的社会地位，实质上，这是资本阶层家庭确认自己在这个阶层里具体排位的游戏。法洛斯先生所估测的10%~15%的高中生人群竞争一流大学，他们并不是高收入人群的前10%~15%，其中有一部分人群是来自低收入家庭的，特别是移民家庭。在年，家庭收入排在前15%的起点为美金生活在富裕小城镇上的家庭或大城市里的富有人群在竞争一流大学时，他们的游戏规则不再是能否进入一流大学，而是进入哪一所一流大学，比如说到底是选择宾夕法尼亚大学还是塔夫斯大学，而不是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之间的对比（因为后者不在考虑范围之内）。本来，一位聪慧的学生毕业于俄亥俄州立大学，当上了医生，在布鲁明顿或者戴顿这样的小地方安居乐业，过上一种稳定的生活，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对于前面提到的两类家庭来讲，这是一个很难接受的生活状态。一位母亲曾经给我写信，痛斥自己周边的环境染上了“富裕城镇的资源浪费”以及“对功名上瘾”等疾病。另外一位来自波士顿附近小镇上的母亲也有类似感叹：“身边的压力如此之大，真是不可思议。”这样一种家长的身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他们几乎无处不在，但这类家长又存在着两种相互矛盾的育儿方式。一种我们统称为“直升机式父母”——他们盘旋在半空，时不时施加压力，时不时批评，他们坚信孩子的成长需要一个严格的、有秩序的、受监督的过程，这样才能培养出能力。这种类型的父母的口头禅就是“让我们来做吧”，比如“让我们现在来练习钢琴吧”。另一种属于“溺爱式父母”，他们往往任由孩子在一家餐厅里乱跑；在孩子8岁生日时，还会替孩子系鞋带；在平日，他们会盲目地赞美自己的孩子，把他们形容得天花乱坠。在他们看来，世界上任何事情都是可能的，孩子应该追寻自己的热爱和梦想。虽然这两种育儿方式看起来似乎相互矛盾，但是从根本上来讲，它们并不对立，而是如出一辙。不论是张开双臂拥抱孩子，还是攥起拳头给孩子施压，都是源自家长对孩子过度保护的一种冲动。引用作家佩吉?欧伦斯坦（PeggyOrenstein）的话，最可怕的一种误区是，家长认为，只要从小做对每一件事情，让孩子少受罪，那么孩子就能够获得一个稳定并安全的世界。“直升机式父母”在《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安娜?昆德兰（AnnaQuindlen）的眼中，最大的特点就是，他们幻想可以控制孩子，控制生活：生活如同“计划经济”，可以预测，可以步步为营，控制孩子就会保证他们将来的稳定和舒适。不论是在孩子17岁时，向他们施加压力要在微积分课上拿A，还是在孩子8岁时，为他们系鞋带，两者都是把孩子当成一个自己不能独立运作的个体。哈佛学院院长哈里?R.路易斯用了一个很巧妙的词表述了这种现象的本质——“幼龄化”。路易斯院长观察到，身边的学生似乎并不排斥被当作小孩子对待。大学生毕业之后重新搬回与父母居住，在年金融危机出现之前就早已存在，而且这似乎已形成了一个趋势，如今我们也不足为奇了。但我好奇，天下到底有多少父母喜欢孩子又回到了自己的身边并为之窃喜呢。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一位父亲与我讲的一句很经典的话：“我们就是要做对事情，培养出完美的孩子。”“完美”对家庭来讲往往是有多层含义的：既是“幸福快乐”的，又是“有成就的”。如果追问父母为什么觉得有必要培养出“完美”的孩子，或者为什么认为这是一件可行的、值得做的事情，其中一个缘由就是，“完美”的孩子才是值得疼爱的。孩子在这两种方式的培育下，就如同父母的衍生品：“直升机式父母”要求孩子达到他们设定的目标；“溺爱式父母”通过孩子表达自己对自由和稳定的向往。在《特权背后的代价》（ThePriceofthePrivilege）一书中，临床心理治疗师麦德林?列文（MadelineLevine）指出：“不少父母利用孩子的成就来填补自己脆弱的内心。”《苍白的国王》（ThePaleKing）这本书的主人公讲得更露骨，也更贴切：“我的家庭就如同一家企业，我的价值取决于我上个季度的业绩。”该书作者大卫?福斯特?华莱士（DavidFosterWallace）观察到，生活在精英家庭的孩子挣扎于“被认可“和“有价值”之间。用研究人类个性发展的专家迈克尔?汤普森（MichaelThompson）的话来说：“家庭派送出一位孩子，孩子一直认为自己是独立的、自由的，但其实他们不过是走上了一条完成父母使命的道路。”大学录取，特别是名校录取似乎汇聚了生活当中各种压力：如果你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那么你会与自己的兄弟姐妹以及表兄弟姐妹横向对比；在自己生活的社区里，你经受着来自同龄人的竞争压力；也许你的父母也是名校生，那么你至少也要与父母平分秋色，甚至还要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才契合“家族品牌”。在不少家长眼里，自己孩子被名校录取也代表了自己为人父母的成功。麦德林?列文在多年工作中观察到，来找她咨询的学生中，不乏聪慧的有天赋的学生，但是其中很多学生对学校缺乏兴趣。一个普遍性的原因是，这些学生的父母一直灌输着狭隘的职业选择，比如强迫学生在“医生或律师”之间做选择。一位斯坦福大学的学生就迫于父母的压力，不敢弃工从文，因为父母会停止支付学费。一位耶鲁大学毕业生不顾母亲的反对，选择了教育。回顾自己与母亲之间的博弈，他说道：“我的母亲会千方百计地为我提供资源，帮助我这么一位来自普通的中产阶层家庭的孩子进入精英的圈子。她希望我能够获得一切，但恰恰不让我得到我想要的。”这些现象似乎与当初父母鼓励孩子要追求自己的热爱和梦想大相径庭，这又如何解释呢？当年父母在教导孩子时，很可能确实是诚恳的，但是现实是残酷的，这个道理谁都明白，包括学校在内。一所私立高中的负责人直言不讳地告诉我，作为父母，没有人不支持学校以培养有创意的、独立思考的学生为己任，但是面临升学大战，父母的眼里只有名校。在招生的时间里，学校经常会接到家长的电话，开篇往往都是类似的：“我通常不会打扰您，但现在……”对于家长突如其来的重视，学校当然心知肚明。家长的心情学生一清二楚。在《应对学校》（DoingSchool:HowWeAreCreatingaGenerafionofStressedOut，Materialistil，andMiseducatedStudents）这本书中，作者丹尼斯?普柏（DenisePope）分析了一个较为典型的案例：一位拥有GPA3.97（满分为4.0）成绩的11年级学生，在升学来临之际，很清楚地认识到父母的焦虑。虽然父母试图淡化常春藤盟校录取的重要性，但这位学生明白，如果真的录取失败，父母对他的看法将会有所改变。对于这种代表性的年轻人心理，麦德林?列文做了以下阐述：在心理咨询的过程中，你会听到父母鼓励孩子说，“虽然你的成绩还有所欠缺，但是你完全可以做得更好”或者“只要你尽力了就好”，但是，你会看到孩子们并不买账。这些听起来似乎是安抚或者鼓励的言语背后，深藏着父母对孩子的高度期望，尤其是在富裕的家庭或者社区里，父母的期望不是“尽你最大的努力”，而是“你必须是最好的”。优等生的父母往往意识不到，甚至是有意不去了解他们的孩子的痛苦挣扎。列文医生的研究数据显示：来自富裕家庭的青少年经历抑郁、焦虑、身体不适、使用毒品的比例是最高的。22％来自经济优越家庭的少女被诊断为有抑郁症。私立高中11和12年级的学生心理障碍的普遍性是公立学校同龄人的2~5倍。当出现问题时，家庭条件优越的家长比其他家庭的家长更不愿意去面对问题，其中部分原因是他们会把问题归咎于孩子的不成熟。最令人值得深思的是亲子关系，富裕家庭的亲子关系是所有群体里最弱的，与贫穷家庭相比亦然。借用列文医生的话说：赞美代替不了温暖，浮夸的自信代替不了自足的能力。威廉?达蒙（WilliamDamon）是儿童心理发展领域的专家以及《通往目标之路》（ThePathtoPurpose）的作者，他指出“直升机式父母”的“空中盘旋式”监督和批评并不能等同于对孩子的北京哪有白癜风专科医院广西治疗白癜风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