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戈尔丁的叙事曲
丹尼斯·库帕(DennisCooper)/孙京涛编译
年，我不经意间闯进了南·戈尔丁的世界。为了与那个年轻的荷兰剧作家之间的无望的爱情，为了能离他近一点，也为了完成我的第一部小说《亲近者》，我从纽约到了阿姆斯特丹，由于有吸食可卡因的习惯和随之而来的性乱交，这个行动简直就是在冒险。一年之后，我和我的情人成了仇敌，我心如死灰，差点扭碎了手提电脑上的显示屏。
当我暴怒地冲出男友的房间后，我就在阿姆斯特丹的大街上游逛，进出于男性妓院，与皮条客一起吸毒。我曾多么希望通过爱情和与世隔绝来净化我的生活，可是我发现我一切的努力只不过是把我的那些坏习惯嫁接到了孤独的、异乡的情调上。像所有的隐君子一样，我没有特别的欢乐，也没有特别的哀愁。我只是我所在的那个地方的一粒微尘，只是一个呆在阴影中幻想着自己是法国诗人兰波的美国移民，可是我既没有欲望也没有力气去探究任何类似艺术的东西。一天，我偶然在报纸上看到有一个叫着什么“性依赖的叙事曲”的东西正在当地的艺术博物馆中上映。是那个标题——而不是与这个标题相陪的那幅英俊的、胳膊上插着注射器的颓废者的插图——深深地吸引了我，我跺进了剧场。
“性依赖的叙事曲”是一套连续放映的幻灯片，更确切的说，是一套带有记录电影色彩的幻灯片，在大约45分钟的时段里，集合了戈尔丁几年时间里拍摄的她和她的朋友们的那些色彩郁悒的照片，为这个幻灯展示配置的粗糙的情歌有老的，也有新的，从马林·迪特里希（MarleneDietrich）的《重新坠入爱河》（FallinginLoveAgain）到电视插曲《维纳斯的麦洛》（VenusdeMilo）等等，纷杂而忧伤。围绕这个主题，“性依赖的叙事曲”描写了一群游离于正常社会生活之外、过着波希米亚生活、日复一日地沉迷于性爱和毒品中的颓废青年的生存状态。他们中有男，有女，有同性恋也有异性恋者，有男扮女妆的同性恋者也有艺术家以及小流氓——他们聚会、喝酒、吸毒、性交、打架、恋爱、失恋……其中的大部分照片就像是在公众场合不经意间拍下的快照一样，另一些则极富戏剧性、极其美丽，很像黑色幽默电影的剧照。它们组合在一起，一同述说着一个本质上谈不上有故事可言的故事，而更多的是有关隐秘的肉体的堕落与提升，尤其是那些面孔，他们沉醉在毒品和肉欲所构筑的乌托邦世界里。你很难想象，这些图片对如此私密的个人世界的关照是多么仔细、亲密和不受限制，简直令人惊讶！从某个角度说，它们是无与伦比的。
“我记得在一家夜总会楼上的某个什么地方，当我第一次看‘叙事曲’的感觉，”作家兼艺术批评家、戈尔丁的老朋友林恩·蒂尔曼（LynneTillman）说，“有些人正在那里捣腾超8声道电影，我开始时觉得南的幻灯放映可能与这差不多，可你很快就会发现这根本是两种不同的理念，南的展示全面得无一泄漏，包括她知道的所有事情，就像她对她知道的事情所做的笔记。我们见面时她常常这样做，她会把一切都记录下来。”从80年代就与戈尔丁成为好友的小说家林达·雅布隆斯基（LindaYablonsky）同意林恩·蒂尔曼的评价，她说：“这些集合在一起的图片强烈地震撼着我——所有那些美丽的和痛苦的照片——我禁不住哭了。我了解这些人，她抓住了他们最真实的特点。在很多照片中，人们看上去往往不像他自己，可是在‘叙事曲’中，他们却非常逼真。”
而至于我，我想说……“你是否觉得那就是你自己的生活写照？”戈尔丁替我说出了我所要说的话，“对，我其实就是这个样子。”后来戈尔丁去了柏林，为她即将在惠特尼美国艺术博物馆搞的大型回顾展“我将是你的镜子”的配套目录册进行最后的洽谈，而我则回到了洛杉矶，完成我的第四部小说。我觉得这一切应该归功于她，我也很想向她表达这种感激之情。不知道为什么，当我那天在阿姆斯特丹看了“叙事曲”后，我几乎完全从原来那种乱七八糟的吸毒、性交、缺乏信心的生活中解脱了出来。通过她那些极像我生活写照的照片，我的那种污七八糟的行为好象成了被观看、被述说、被审视的对象。直到今天，当我回想起过去所干的那些臭事、我所受的那些感情摧残，我的感受绝对是“戈尔丁式”的。我能在她的照片中看到我曾吸毒的那些房间、与皮条客周旋、骑在男友身上狂叫……我一直在想，假如当初我有足够的金钱和办法接近她的话，或许我能清醒得更快一些。“还好，你当时没有打扰我，”戈尔丁说，“我坚信我当时思考的所有问题就是我该怎样死去，那个时候我的生活真的糟糕顶透了。”
年9月12日，南·戈尔丁出生在美国华盛顿特区，在马里兰州的SilverSpring长大，是一个“反叛的中产阶级”家庭的四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她与姐姐芭芭拉极其亲密。芭芭拉是个美丽而野性的姑娘，弹一手好钢琴。南11岁那年，芭芭拉在华盛顿郊外卧轨自杀了。那一年，心烦意乱的南离家出走了好几次，没有办法，他的父母只好请人监管她。“我主要是寄养在一些富人的家里，可是他们对我老在花园里喝得酩酊大醉忍无可忍，加上我交了个黑人男朋友，他们最终将我赶出了家门。”
年，在波士顿，她发现了一个“新家庭”，旋即与7个志同道合的青年艺术家——也是同性恋者——不分彼此地住进了一个旧火车车厢里。在他们当中，她最喜欢的是瘦弱的大卫·阿姆斯壮，他是个同性恋者，当时刚刚学着吸烟。他是她一生中最好的朋友，也是她经常拍摄的对象，正像南所说的那样，“他是我的风暴之眼。”而今，阿姆斯壮也成了个令人尊敬的摄影家。在回忆起过去那段时光时，他说：“那可真是些美妙的日子！谁都没有钱。我时成时败。年夏天，南开始真正大量地拍摄照片，我们的生活就围绕着这个展开。”“我拍照片的起因是我姐姐的自杀，”戈尔丁解释说，“我已经失去了她，从此以后，我便开始对怎样才能永远不再失去对某个人的记忆所困扰。”
对于那些受70年代早期摇滚文化熏陶的青少年而言，艺术与生活似乎完美得不分彼此。这是个属于优雅的颓废派青年的时代，是从60年代末的嬉皮士世界中分离出来的最怪异、最具破坏力的一种亚文化形态。嬉皮士可能还讲究文体、风格和性自由，而除了这个时期的几个怪人如威尔卫特·安得格兰德（VelvetUnderground）、安迪·沃霍尔（AndyWarhol）和IggyPop外，这种文化的大趋势却是反风格的、甚至是污秽的，而且讲求温文尔雅的异性恋。但是到年，由于受安迪·沃霍尔的影响，导演约翰·沃特尔斯（JohnWaters）、带有性表演色彩的摇滚乐手大卫·波威（DavidBowie）和“纽约玩偶”（theNewYorkDolls）组合、同性恋者和其他一些性乱主义者为自己设计了一个舞台，这实际上是个将私密的性行为公开化的伎俩。对戈尔丁而言，记录这些行为是游刃有余的。戈尔丁原本的梦想是要当一个成功的时装摄影师，并且将她那些易装癖男同性恋朋友的照片发在《时尚》杂志的封面上，“我非常想看到我在那方面该如何像一个艺术家一样工作。”南说。
可结果却是，通过那些对迷迷糊糊的、衣衫不整的、杯幌交错的参加者的随意的抓拍照片，戈尔丁让人们意识到，在从“优雅一派”（GLAM）的产生到朋克的侵入这个时期内，聚会成为最容易让人记起的方式。“性依赖的叙事曲”中所显露出来的天才素质，或者说是对这一时期的深刻的视觉记录，几乎就是个意外。
戈尔丁将她那些新潮朋友的爱、恨表现淋漓尽致，纯粹是为了保留他们的本质特点，使他们不至于无影无踪地从她的记忆中消失。在那个能将这个艺术家同那个区别得很清楚的侥幸、神秘的巧合中，戈尔丁恰恰拥有了审视她周围事物多元并存的神奇眼光。她的照片揭示的不仅是她的朋友们想要摆出的姿势，而更重要的是要时常揭示促使他们摆出这个姿势的矛盾的情绪。由于摆脱了商业摄影杂志对摄影师的种种限制，在朋友们的眼中，戈尔丁只不过是一个背相机的小女子，他们会本能地将他们的喜怒哀乐呈现在她的面前，因为他们知道他们不会被歪曲。可假如他们想到他们的尊容会被挂在美术馆的墙上，他们绝不会袒露得那么彻底与放松。他们知道，几天之后他们就会坐在戈尔丁的家里，听着音乐看她放映他们的幻灯，他们会乐不可支，或纵声狂笑。
但这并不等于说戈尔丁没有严肃地对待她的摄影。70年代中期，她进入波士顿的纯艺术博物馆学校深造，因为她觉得那个时候她拍摄的东西“非常差劲”——有太多的小资情调、太多私密的脆弱，她甚至学着放大彩色照片、使用广角镜头。同时进入这所学校的还有另外一些看上去很有头脑的青年艺术家，他们同样被要成为一个职业艺术家的念头所驱使。这其中有马克·莫里斯洛（MarkMorrisroe），他那些流里流气的、极具侵略性的同性恋个人自拍照直到今天——在他因爱滋病去世十年之后，才被人们所赏识。还有马克后来的情人杰克·佩尔森（JackPierson）——年戈尔丁又在纽约遇见了他——他拍摄的那些有关乖戾之人的死相的、忧郁的、模仿的、冷漠的、乏味的、死板的照片，注定了他将是90年代初期最明亮的一颗艺术新星。后来，他们与戈尔丁、阿姆斯壮一道，成为所谓的“波士顿学院”艺术运动的成员，在今天看来，他们是当今艺术界不可或缺的心思巧妙的、敢作敢为的、有影响的先驱人物。但当时他们却只是一小撮妄图成为艺术家的隐君子和苦力，他们之间的友情，还没有达到让戈尔丁、阿姆斯壮以及他的情人布鲁斯·贝尔伯尼（BruceBalboni）不离开波士顿而奔向纽约的程度——这所著名的大都市更是朋克、颓废派艺术家和摇滚乐手的乐园。
年，当戈尔丁来到纽约时，朋克已经将“优雅一派”留下的一切吞并了。男子女化以及——从某中程度上说——由于有诸如“玩偶”“韦恩郡”（WayneCounty）这样一些老手夹杂在其中——男同性恋依然是比较“酷”的，而举办一个展览展示原本只属于自己的痛苦、厌倦、恼怒、不满，确确实实是非常非常“酷”的。这些正是戈尔丁一直所兴致勃勃记录的东西，她的作品，也开始为人们所熟悉。戈尔丁和她的朋友们成了传说中的穆德俱乐部（MUDDCLUB）的常客，作为弗兰克·萨帕（FrankZappa）生日晚会庆祝活动的一部分，她的幻灯片做了首场公开放映。那个时候，戈尔丁已经结识了很多可以在她的幻灯放映中扮演角色的“同志”（PAL），如阿姆斯壮、贝尔伯尼、作家、地下电影明星库奇·穆勒（CookieMuelleR）、库奇的情人萨伦·尼斯普（SharonNiesp）、变性艺术家格丽尔·兰克顿（GreerLankton）等等。受这次成功的演示的鼓励，戈尔丁对她和她的朋友的拍摄更加执著，她不仅给那些经过精心编辑的幻灯片配上音乐，还给它起了个别致的名字——“性依赖的叙事曲”。
很快，“性依赖的叙事曲”在艺术界内外引起了人们的广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