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的嫌疑
当时矛头指向内阁总理赵秉均。因为按照宋教仁的风头，当选内阁总理之后就是取代赵秉均。按照一般解读，赵秉均也有杀宋教仁的理由。而且洪述祖就是赵秉均政府内部的人。所以出事之后，赵秉均引咎辞职。
正如不能因为应桂馨和陈其美一起混就说陈其美杀宋教仁一样，不能咬定赵秉均是凶手。实际上赵秉均和宋教仁曾是同僚，据说关系还不错。赵秉均也明白，在袁世凯手下当内阁总理如同战战兢兢的小媳妇，窝囊受气。
不但如此，一九一四年二月二十七号，宋教仁死后不到一年，赵秉均中毒身亡。死因，迷。
更为关键的是，正如陈其美是孙中山的人一样，赵秉均是袁世凯的人。即使是赵秉均是凶手，帐也该算在袁世凯头上。因为所有利益关系都要汇集到袁世凯身上。
宋教仁的追悼会上，黄兴送挽联如下：“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又杀宋教仁；你说是应桂馨，他说是洪述祖，我说却是袁世凯。”
宋教仁和袁世凯什么关系？之前没有关系，但是从袁世凯当了临时大总统就有了关系。因为袁世凯也想实行总统制，和宋教仁追求的内阁制相违背。这种冲突基本上是无法调和的。就算是孙中山，在这个事情上和宋教仁都无法调和。权力欲望更强烈的袁世凯更无法容忍宋教仁架空自己。这是两人矛盾根本。
宋教仁身上有一股书生意气。虽然他很能干，也很能说，常常管不住自己的大嘴。
宋教仁改组国民党之后，沿长江两岸边走边说，很快把国民党变成第一大党，瞬间引起一股组党风暴。短短时间内，政坛上出现一百多政党，热闹非凡。它们都是以国民党为模板的山寨货，想在政治风波中浑水摸鱼。
如此，宋教仁便站在风口浪尖，风光无限。袁世凯却皱起眉头。袁世凯精明机警无双，拥有各种翻云覆雨之手腕。然而他是一个旧派人物，精于派系斗争，对新兴的职业党派并无研究。尽管党派斗争的技术手段还是派系斗争的套路，但和派系斗争有很大不同。派系斗争总是围绕某人进行。党派斗争则围绕规则进行。
事情有些超出袁世凯的掌控。
如果别的党派获胜到无所谓，容易摆平。偏偏国民党的基础是革命党人，是民国开国的有功之臣，可以摆资历、而且什么事都干得出来。袁世凯很忌惮革命党，思索对策。偏偏这个时候，宋教仁的大嘴病复发，多次扬言组建清一色的国民党内阁。如果那样，那袁世凯的大总统就成了一个摆设，放一个阿猫阿狗在上面都行。
袁世凯基本被逼到墙角。如果再退让，他就不再是袁世凯。
据说袁世凯原本打算收买宋教仁，给他五十万。那是很大一笔钱。孙中山在铁道系统得到的活动经费也没这么多。宋教仁很缺钱，搞政治宣传很烧钱，但他是一位有理想的政治家，不是金钱所能搞定。
这些条件构成袁世凯杀宋教仁的原因么？至少从法律程序上无法证明袁世凯就是主谋。鉴于当时历史环境和袁世凯的手腕，所谓法律，可以忽略。
换一个角度看，国民党虽然是国会第一大党，比起之前的同盟会严密了许多，但仍然很多漏洞；声势浩大，但内部依然龙蛇混杂，没有经受过考验。国民党仅仅是第一大党，国会席位并没有过半，并不占据绝对优势，其它实力多半依附袁世凯。宋教仁即使组阁成功，也不可能像之前说的那样清一色国民党。如果他敢那么干，就会被其他党派联合轰走。
另一个很微妙的原因，南北议和之际，宋教仁支持孙中山让位袁世凯，因此激进革命党人被扇了耳光。宋教仁本人对袁世凯抱有很大希望，从遗嘱可以看出。以袁世凯的精明，完全可以看出，只要拉住宋教仁，相当于拉住革命党。
处在袁世凯的位置上刺杀一个像宋教仁那样的人，必须做得滴水不漏。要精心选择作案地点和作案的人。当时的上海很乱，各种人都有，容易混肴是非。但上海都督是陈其美，铁杆革命党人。在陈其美地盘行刺，一旦事情败露，后患无穷。选择在上海，只能说利害参半。作案之人必须可靠。应桂馨原本是革命党人，找他本就不安全。这些线索也可以证明，这正是袁世凯的高明之处，把证据引向革命党。
但洪述祖牵扯出来，就显得过于无厘头。以袁世凯的精明，似乎不应该干如此没水平的事。那么这些可以证明袁世凯不是刺杀宋教仁的主谋么？
还有一个对袁世凯非常不利但被所有人忽略的证据——袁世凯的精神世界——袁世凯的灵魂。鉴于行文需求，这个事先放一放，在下一个篇章之中分析。这里先看看宋教仁之死造成的后果。
改革或革命都是高危险的职业，看看明治维新那帮人，看看谭嗣同的遭遇。宋教仁也是如此。他们之中的每一个人生前或死后都将改变时局走势。
得知宋教仁被刺，孙中山迅速从日本回国（和袁世凯分别后去日本考察），主张立刻武力讨伐袁世凯，遭到黄兴等人的反对。不是黄兴不想对付袁世凯，实在是当时没有资本和袁世凯对抗。首先无法证明袁世凯是刺杀宋教仁的主谋。其次革命党的武力不足以和北洋军对抗。再其次，革命党已经认可袁世凯政府，出尔反尔陷自身于不义，失去道义制高点。
北京的袁世凯却笑了，笑得那样灿烂。他从没有真的想和革命党合作。即使和孙中山热火朝天那会，也没想和革命党合作。答案很简单，没有合作基础。抛开权力斗争，抛开敌对意识，抛开各种小算盘和小伎俩，他们都无法解决一个问题——建设国家。
他们不知道该如何合作：这才是民国的悲哀，才是那个时代的悲哀，才是国人的悲哀。
和平年代，两个不会搞建设的团队绝对无法合作。
在中国这个“天无二日”的土壤中，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