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上方“蓝字”添加 痛苦不是惩罚，死亡不是失败，活着也不是一项奖赏。
“爱迪丝，嗨，我是肯·威尔伯。”
“肯！你好吗？真高兴听见你的声音。”
“爱迪丝，崔雅的癌症又复发了，这一次是在肺部和脑部。”
“喔，太可怕了，我真的很遗憾。”
“爱迪丝，你一定猜不到我是从哪里打电话给你的，还有，我们可能需要一点帮助。”
医院已经10天，还没开始化疗。我们在星期一抵达波恩，晚上出去吃晚餐。星期二一大早，我觉得不对劲，下午就住进了“诊所”（Klinik）。我得了严重的感冒、发烧（39摄氏度）。除非我能度过这场感冒，否则无法进行化疗，因为可能会并发肺炎。这意味着一切都得往后延两个星期。
住进这里的第一晚，与两位女士同病房，都是德国人，态度很友善，不会说英语。其中一位整夜都在打鼾，另一位似乎认为只要她对我多说些德文，我就会听得懂，于是她一整晚都以德文和我话家常，有时候还自言自语。
“诊所”的所长奚弗大夫设法让我住进一间单人房（这种病房在“诊所”里只有两三问）。房间小得不得了，我却觉得像住在七重天。我非常惊讶这里居然没有几个护士会英文，少数几位会说一点，但都不算流利。我向他们解释自己会说一点法语和西班牙语，聊表不懂德文的歉意。
第一个晚上和我同病房喜欢说话的那位德国女士，带肯和我到餐厅吃饭；晚餐供应的时间是从四点四十五分到五点半。食物糟透了。早餐与晚餐供应的大部分是冷食——起司片、火腿片、肉片、香肠片、外加各种全麦面包，这些对糖尿病人全是禁品。中餐偶尔会提供热食，像是炖肉或煮洋芋，这已经是最极限的菜色变化，但对于必须严格管制饮食的我来说，没有一样是能吃的。“医院里的食物到底是怎么回事？”肯不禁大声地感叹，“究竟是谁让这么多人命丧黄泉，医院里的厨师？”
第一天在餐厅里看到一位非常吸引人的年轻女郎，戴着一顶很漂亮的假发和软帽。她会说一点英语，于是我向她打听有关假发的事，因为很快就要用上了。我问她癌症的德文要怎么说，否则我连最起码的沟通能力都没有。她告诉我癌症的德文是“Mütitze”。我问她：“这里的每个人是不是都得了‘Müitze’？”她回答说：“是的”，还伸手指了一下在餐厅吃饭的每一个病人。我问她：“你得的是哪一种癌症？”她回答说：“我有一个蓝的，还有一个白的。”我傻住了，怎么也想不透她是什么意思。第二天才弄明白，原来“Mütze”是帽子，癌症的德文应该是“Krebs”才对。
我们以为波恩是一个沉闷、肮脏且非常工业化的都市。然而，它唯一令人觉得阴沉的只有天气，从其他方面来看，它是个相当可爱、美丽的城市——德国的外交中心，有一间建于年的大教堂，一所壮观、令人印象深刻的大学，一处非常巨大的闹区购物中心，差不多有30条街这么大（完全禁止车辆进入），再走几步路就是壮丽的莱茵河了。
火车站距离“诊所”只有一条街远，医院到我所住的位于购物中心旁的帝侯饭店，也差不多是一条街的距离。购物中心的中央是个市场，当地的农夫每天都把最鲜美的蔬菜和水果带到这个宽阔的红砖区来卖。购物中心的末端是一幢建于年的房子，据说是贝多芬的出生地，另一端是火车总站、“诊所”和帝侯饭店，介于其中是许多令人目不暇接的餐厅、酒吧、健康食品店、一整条街长的四楼层百货、运动用品店、博物馆和各种纪念馆、服饰店、艺廊、药局以及情趣商品店（德国的色情文化一直是欧洲人所羡慕的）。从莱茵河到我住的旅馆只要走一段路。
接下来的四个月，我天天都在这条红砖道上散步，这里每位会说点英文的司机、女侍和店东都成了我的朋友。他们关切崔雅，每一次我经过都会问：“你亲爱的崔雅还好吗？”许多人甚至带着鲜花、糖果到“诊所”去探望她。崔雅说，大概波恩半数以上的人都在关心她的进展。
在波恩的这段时间，我面临了接受崔雅情况与身为支援者的最后危机。我已经竭尽所能地从西摩尔那和自他交换来消化、通过和接纳每一段考验。但我还有一些较深的、尚待解决的问题，包括我自己该做的选择、信心不足以及不再否认崔雅可能会死的事实。这所有的东西在短短的三天内全灌入我的脑中，我好像快要裂开了。我的心碎了，为崔雅，也为我自己。
眼前最紧迫的问题是崔雅的感冒。“诊所”的专长是同时对病人做放疗与化疗，他们相信这会给癌细胞带来致命的重击，但是感冒会阻碍化疗的进行，因为可能会并发肺炎。在美国时，医生告诉过崔雅，如果不设法医治脑瘤，她顶多剩下六个月的寿命。因此“诊所”必须想办法，最后他们决定先做放疗，等高烧退了，白血球的指数上升后，再做其他的治疗。
我头昏脑涨地闲逛了三天，因为高烧一直不退。他们开始让我用磺胺剂（sulfamide），但效果非常缓慢。肯扶着我在走廊来来回回地散步，在房间里煮东西给我吃，为我解决所有的困难。每天早晨他都到市场采购最新鲜的蔬菜。他弄来了一个电炉、一只咖啡壶（煮汤用的），最棒的是还有一辆健身用的脚踏车。他为我带了一些植物、鲜花和放在供桌上的十字架。虽然我非常虚弱，内心却很满足。
从奚弗大夫那里得知，我还得继续进行发热疗法与脑部的放疗，这种疗法无痛，每天大约半小时左右。高剂量的化疗一旦开始就要持续五天之久。第八天或第九天，我身体的状况可能会跌到谷底，如果血球数量低于一千，就得继续呆在“诊所”里；低于一百，我就得注射骨髓了。第15天，他们将以电脑断层扫描与核磁共振检查我的脑部和肺部的肿瘤。每一次治疗完毕，我可以休息两至三个星期，一共要进行三次治疗。
在高烧与感冒的压力之下，崔雅的胰脏已经完全停止分泌胰岛素。
肯和我慢慢地、慢慢地往大厅走，因为我实在太虚弱了，体温很高，血糖的指数也一直上升。这五天，我不顾肯的反对，企图利用踩脚踏车来控制血糖，但一点效果也没有。我足足瘦了八磅，我早就没有本钱再瘦了。躺在床上实在令我痛苦不堪，臀部快成皮包骨了。这里的每件事都进行得很慢，肯不得不再度兴风作浪一番，最后他们才肯为我注射胰岛素。我开始进食，试着把体重“吃回来”。
当我正要适应胰岛素的时候，出现了第一次的反应：心跳加速、身体颤抖，检查血糖表，指数竟然是20，如果降到25，就可能晕倒或全身抽搐。感谢上帝，还好，肯在旁边，因为不怎么能和护士沟通，他只好冲进餐厅拿了一些方糖回来，我又检查了一次血糖，指数是33，20分钟后升到50，然后又升到97。号病房的起伏真是大啊……
日子一天拖过一天，等待着感冒解除，但是我脑子里一直有个隐忧，那就是未来还得面对“化疗杀手”。现在只能想像而无法立刻面对，情况似乎更不祥，有点像洛夫克雷夫特（H．P．Lovecraft）小说中的气氛，怪兽永远不露面，只是名字一再被提到。幸好凯蒂及时赶来，舒解了紧张的气氛。有了凯蒂的协助，我和崔雅的心情终于恢复平静，偶尔还有点幽默感。
爱迪丝也出现了。我在“诊所”门前的台阶上遇见她，立刻把她带到二二八号病房。我认为她们绝对是一见钟情，我和崔雅都不见得这么快投缘。不过这种事我见多了，不止一次，我发现自己最好的朋友一个个都爱上了崔雅，我几乎立刻退居幕后。那种感觉有点像：“我是她的先生，也是她的好友，如果你想认识她的话，我可以替你们安排一顿晚餐。”
我们和爱迪丝及她的先生罗夫相处得非常愉快。罗夫是一位相当著名的政论家，道地的欧洲绅士：有修养、机智、才气横溢、涉猎广泛、非常有说服力，态度谦和有礼。可是令事情有所改善的还是爱迪丝。只要一见到她，我们立刻放松下来，不再忧虑在德国可能遇难，有爱迪丝在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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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被轻轻拖往大厅，朝着第四个房间走去。我忍不住怀疑这个形体为什么能拉住我的手臂，因为无论怎么看，它都是个不存在、空的东西。一个不存在的东西如何能拉住有形的东西呢？除非……这个想法令我吃了一惊——
“你看见了什么？”
“什么？我？我看见了什么？”我慢慢地往房里瞧，我知道自己可能会看见一些奇怪的东西。然而，我看见的不只是奇怪而已，简直是令人惊心动魄。我像个孩子一般呆立了几分钟。
“我们要进去了，可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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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没有进行化疗。我只是躺在病床上等，也没有足够时间写信、看小说、读灵性的书籍（现在读的是史蒂芬·勒文所写的《生与死的治疗》HealingintoLifeandDeath），没有时间静修、踩脚踏车、回信、写日记、和肯、凯蒂以及爱迪丝聊天，也没有时间看望其他的美国人、欣赏艺术创作。这实在有点荒谬，我只是在证明时间不够用罢了。当我这么想时，心中生起奇怪的感觉，因为我这一生的时间显然是不够用的。有时我觉得非常积极，有时又很怕自己一年内就会死了。
我走出病房，遇见一群眼眶含泪、掩面哭泣的人。不知道他们听到了什么。一位年轻人拥着一个女子，很可能是他的妻子或女友，两个人都红肿着双眼。另一个坐在桌边的女人环抱着穿绿袍子的女子，她们也在哭。另外坐在桌边的三个人，眼睛也是红肿的。佛陀四圣谛中的第一圣谛：人生就是一场苦难。
我刚读完《新闻周刊》上一篇讨论病人有权利选择死亡的文章，这是我一直深感兴趣的主题，甚至早在罹患癌症以前就注意到了。花费那么多的时间、金钱，又让病人受那么多苦，只为了证明医学已经伟大到可以拖延病人的寿命，那种存活的方式值不值得，没有人关心。我希望自己的大限来临时，可以选择比较尊严的死法，而不是靠一大堆的急救设施来控制病痛。我对肯说，过几天或许会向奚弗大夫要些药丸摆着，只要知道它们在那里就够了。
我希望自己活下去的意志够坚强，能尽量利用时间，我需要彻底专注、保持清晰的思维和正精进，同时不执着于结果。痛苦不是惩罚，死亡不是失败，活着也不是一项奖赏。
收到丽蒂亚寄来一封信，她说了一句令我非常感动的话：“如果主在召唤你，如果你的大限真的到了，我知道你会走得非常有尊严的。”我也希望如此，有时候我觉得周围的人似乎会以我能活多久来评断我的成败、活着的品质如何，当然我也想活得久一点，但是如果活不久，我不希望人们就此认为我失败了。
我一天至少进行两次静修，早上做内观和自他交换，下午练习观音法门，我做这些练习，只是为了证明自己不懒，为了更长远的收获，不在意结果，只是单纯地强化对自己的信心、对自己的忠诚以及付出应有的努力。
抵达波恩后的这个星期，虽然有许多困难，崔雅仍然保持稳定、喜悦，这是医生、护士和其他访客经常发出的感言。人们喜欢待在她的房里，感染一下她的欢愉。有时候我甚至很难找到与她单独相处的机会！
没想到我能这么快就从这些坏消息中走出来，我已经准备好面对一切的真相。毫无疑问，这是静修的功效。得知这个坏消息的第一个星期我跌入了谷底。我让所有的感觉涌上，愤怒、恐惧、盛怒、沮丧。它们贯穿我之后就消失了，于是我又回去面对一切的真相。事情是怎么样，就怎么样了。那份感觉像是接受而不是放弃，但是谁能如此肯定呢？我是在自欺吗？好像还有一个很小的声音在说：“崔雅，你应该担忧才对。”那个微弱的声音虽然存在，可是没有听众。
我觉得自己受到太多的祝福，来自我的家庭、我的先生、我的好友们。我无法相信自己的生命如此完美！除了这个该死的癌症之外。
我对肯说我实在弄不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我的心情极好、精神极佳，我完全享受人生，我喜欢听窗外的鸟儿歌唱，我喜欢“诊所”里的每个人。好像时间永远不够用，我期盼每一天的到来，一点也不希望它结束。我知道自己可能活不过一年，但我只想听那些鸟儿歌唱！
我们终于得到消息，星期一要进行化疗了。化疗的那一天，我尴尬地坐在脚踏车上，凯蒂缩在角落里，崔雅则相当放松。黄色的液体慢慢滴入她的手臂。10分钟过去了，没事；20分钟过去了，没事；30分钟过去了，还是没事。我不晓得我们究竟在预期什么，也许她会爆发一些情绪或什么的。一星期前开始有人打电话来道别，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这项治疗会要了她的命。事实上这的确是非常激进而强烈的治疗方法，它可能会让病人的白血球指数降到零！但“诊所”已经发展出相当有效的“解药”，可以缓和大部分的问题，当然，我们的美国医生忘了告诉我们这件事。崔雅发现这项治疗没什么大不了，于是开始平静地享用她的午餐。
现在距离第一次治疗已经过了几小时，我的感觉还不错！抗恶心剂令我有点昏昏欲睡，这一次的药比起阿德利亚霉素好过多了，我竟然可以边吃饭边接受化疗……
今天是第二次治疗，我仍然觉得很好，还骑了15分钟的脚踏车。我觉得他们应该继续使用这种解药。万岁！万岁！万万岁！美国那些医生对这种治疗一无所知，竟把它说成了虐待狂，啊！反正一切都很顺利就好了。
亲爱的朋友们：
收到你们那些令人惊叹、充满创意的卡片、信件和电话……很抱歉我无法一一向你们致谢，能够得到这样的支持实在是很棒，就像漂浮在温暖舒适的海洋一般。
我有许多主要的支持来源。其中之一是肯，他一直是“完美的支持者”——这绝对不是容易的差事。他替我办所有的杂事，在一旁握我的手替我打气，甚至还要想办法给我助兴，我们常有很棒的对谈，我们还是在热恋中。另一个则是我的家庭，他们的爱与支持也是无法比拟的。来德国之前，医生为我进行骨髓采集（以防将来在治疗中需要用到），我的父母还到旧金山来探望我们，妹妹凯蒂在德国待了10天，帮助我们适应这里的环境，我的父母目前也到了德国，准备在我的情况稳定后，开车带我去旅游。另一个妹妹崔西与妹夫迈克将在巴黎与我们会合，然后再带我回波恩进行第二阶段的治疗。当然还有肯的父母，他们也非常支持我、爱我。此外还有癌症支援中心的朋友，特别是维琪，她很有效率地到处采集骨髓、收集这方面的资料。然后是阿斯彭、博尔德以及芬德霍恩的友人……我觉得非常非常幸福。
刚到这里的时候不是很顺利，我感冒，而且很不幸地拖了三个星期之久。医院里做放疗，医院，因为一旦放弃这间病房，就再也找不到合适的了。现在难关已过，我们很信赖杨克诊所的院长奚弗大夫。他是个精力旺盛、开朗而又愉悦的人；我觉得他就像个年轻的圣诞老人（他留着椒盐色的络腮胡），红色皮箱里总是装满了抗癌的礼物。不像大多数的美国医生，因为受食品药物管理局的限制，皮箱的尺寸比较小。有时这些太过专业的明文规定，反而使许多有效的治疗方法受到局限，例如奚弗最常用的药是ifos-famide；它是美国现在最常用的cytoxan或cyclofosfamide的表亲，这个药是奚弗大夫率先研发出来的。他使用这种药有10年了，直到去年，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才通过，但只能用来治疗肉瘤（事实上许多癌症它都能治），而且被许可的剂量也远远低于奚弗大夫的认定。因此，在美国我是不可能以这种药来进行治疗的。
一二月份与许多医师会商，他们都建议我采用阿德利亚霉素，如果按照设计好的疗程来进行，我大概到死以前都得服用这个药。这个药的时效大概可以维持14个月，可以想见的是，它可能带给我的痛苦与折磨。我妹妹曾经问我服这种药会有什么副作用，我列举了一堆症状，听起来并不怎么吓人，但我马上想到，过去服用它时经常对肯说的那句话：“我可以活动，也可以做事，但这个药最可怕的是它会伤到我的灵魂。”你们可以想像当我听说又要接受这种治疗时，心里有多么恐惧了。我逼问医生，如果接受这种化疗还可以活多久？他们回答我，如果这个药对我还有效的话，我大概有25%到30的机会可以再活六个月到一年。这等于只给我一点零钱嘛！我回答得很不客气，然后就决定找别的出路了。
根据我所罹患的癌症类型以及第一次手术后复发两次来看，癌细胞转移的几率是非常非常高的。1月19日被告知真正的病情以后，我历经了不少心理转折，刚开始是盛怒，我认为这种事会发生在自己身上，必定也会发生在所有人的身上。我的战斗意志彻底被激起，发现“诊所。的存在后，精神变得更好。说真的，最难过的还是在做治疗抉择的时刻。
除了愤怒，我还常常感到烦忧，但生活的忙碌与混乱令我无暇沮丧（我必须列出一连串的电话号码，一一询问之后才能做决定）。一开始有好几天，我极为脆弱、恐惧，哭个不停，非常地焦虑不安，接近崩溃边缘……后来我想到这个星球上此刻有多少人和我一样在受苦，过去又有多少人曾经受过苦，心情突然平静了下来。我不再感到寂寞、孤立；相反地，我觉得自己与众生有一种不可思议的联结，仿佛我们都是一个大家庭中的成员。我想到那些罹患癌症的孩子，想到那些在车祸中意外丧生的青年，想到那些饱受精神折磨的人，想到第三世界中正在挨饿的人们，还有那些即使活下来也会因为营养不良而有生理缺陷的孩子们。我想到那些丧子的父母，想到那些年纪只有我一半大，却死在越南战场的年轻人，更想到那些惨遭私刑折磨的受害人。我觉得他们都是我的家人，想到佛陀四圣谛中的苦谛，我的心才稍感安慰。这个世界就是一场苦难，一个无法逃避的事实。
这段期间我所接受的佛教训练令我满怀感恩，特别是内观法门与自他交换。此外，我也重新受到基督教的吸引，她的音乐、仪式，还有宏伟的教堂都令我神往。它们比佛教仪式更能感动我，但是在神学上却不能吸引我。基督教重视的是垂直与神圣的面向，佛教强调的则是平心静气地接纳事物的真相，以自以来熄灭苦恼。这两者在我的身上逐渐融合为一体。
我住进来不久，一群护士挤进我的病房，好像店铺开张一样地热闹。她们相当害羞地问我：“你的宗教信仰到底是什么？”难怪她们会感到困惑，因为我在自己的房间里设了一个供桌，上面摆了各式各样的神像，有佛陀，有肯送我的圣母玛丽亚、一块耀眼的水晶石，这是一群住在阳光峡谷的朋友送的、一个圣母怀抱着圣婴的雕像，是我小姑给的、还有维琪送我的圣安妮像，她说这个雕像曾经给过她治疗的能量；此外还摆了一尊观音、一张肯送我的绿度母唐卡、一幅崔西画的图、一小瓶曾铺洒在创巴仁波切遗体旁的盐，这是从他的衣钵传人摄政（Regent）那儿得来的（我身上还带了其他人的舍利子，我衷心感激他们）、一张卡卢仁波切的照片，还有创巴仁波切和摄政的照片，其他的照片则是来自不同的朋友：拉马纳尊者、赛巴巴和教宗，还有一幅古老的墨西哥金属图片，上面画的是一位具有治疗力的神只、一个亲戚送的十字架和阿姨给的祈祷书、芬德霍恩的创始人艾琳所写的祈祷文、许多癌症支援中心的朋友送我的礼物、一本玫瑰经以及我参加卡卢仁波切的智慧闭关时得到的念珠……难怪那些护士被搞得糊里糊涂！但是对我而言这么做很舒服。我一向是昔世运动的拥护者，我的供桌只不过把这个理想具体化罢了！
我对于基督教与佛教都有哲学上的问题，但当疑问生起时，我会让它们消失于无形。因为每当陷入哲思时，我就会忆起佛陀的训诫，对于那些无解的事，我们不需要苦苦思索。因此我从不费力去融合这两者，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事，但我还是会陷入毫无助益的基督教哲思中，譬如：为什么这件事会发生在我身上？为什么会发生在任何人身上，是神在处罚我吗，还是我做错了什么？我该如何做才能让一切好转起来，孩子们也遭遇这样的苦难实在太不公平了！为什么这些事会发生在好人身上？为什么神会让这些事在世上横行……纵使如此，寂静的教堂、风琴伴奏的赞美诗和平静喜悦的圣诞歌曲，还是令我深深感动。
当事情恶化时，佛教确实能带来安慰。它不会让我产生愤怒，也不会激起我想要改造的欲望，反而帮助我接纳眼前的一切。这并不是消极的心态，因为它强调的是一边解脱贪、嗔、痴，一边还要保持正精进（onrighteffort）。事实上因为我不再执着于结果，反而能看到事情的真相，能量也不再消耗于设定的目标、汲汲营营于达成它或因失败而失望。
例如，我的左眼仍然有波状的障碍物——这是脑部有肿瘤的一种症状（长在我的右侧枕叶），后来又发现了肺部的肿瘤。我已经完成脑部的放疗，当然希望能有一点改善，因此每当我注意到这些波状物，自然会生起排所向排斥的反应——反感、恐惧与失望，等等。但突然我的感觉转化了，波状物只是一个可以注意、检查与目睹的东西，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罢了。以这样的态度面对一切，我发现恐惧开始戏剧化地消退。即使恐惧又出现了，我也能单纯地看着它，而不再惧上加惧。例如当我的白血球下降或温度升高时，我只把它看做眼前发生的事实，我看着它、看着自己的反应、看着生起的恐惧，直到它们都消退，而我也恢复平静为止。
回到治疗上的问题。我目前注射两种药物，ifosfamide和卡氮芥（BCNU，一种抗肿瘤药）。整个疗程有五天，ifosfamide每天都必须加在点滴里，卡氮芥则是星期一、三、五才注射。他们已经研发出许多解救与支援的产品，来减低短期或长期治疗所产生的副作用。有一种叫做mesna的药，在治疗的过程中每天要注射四次，用来保护肾脏。还有一种“抗毒菌”（antifungal），在治疗中与治疗后都要注射，特别是当白血球降到一千以下时，更要注射双倍的剂量。此外他们还在化疗中加入止吐剂与栓剂，除了让人有点昏昏欲睡之外，并没有任何副作用，效果极好。他们也预备了更强的药，以防不时之需。我还记得自己在接受阿德利亚霉素治疗时，必须服用以胶囊包装的TEC（一种镇静剂）帮我撑过极为恐怖的反应。回想起来，那仍然不是愉快的回忆。这一次的治疗轻松多了，令我难以置信！我对奚弗大夫提及这份差异，他说：“啊，现在用的药比以前要强得多了。”
不只如此，这里根本没有所谓长期进行的化疗。这里采用的是高剂量的短期化疗，只有三个疗程，时间大约一个月。大致的疗程如下：先是连续进行五天化疗，接着是10至14天的住院观察，看看白血球降低和上升的情形（这里有一位美国病人曾经在治疗后降至两百）。在这段期间内，他们会给你一些辅助的药物，追踪你的体温，并提醒你每次进食都要用一种味道很恐怖的药水漱口。当你的白血球数量上升到一千五百时，医院，如果指数上升到一千八百，就可以趁着空隙做一次短期旅游。通常你可以要求两至三个礼拜的假期。他们希望你的白血球指数在下个疗程开始前能恢复到两十五百至三千。
有一件事令我颇为遗憾，那就是我不能从别的病人身上获得宝贵的资讯，因为不会说德语，这里除了我以外，只剩下另一位美国病人鲍勃·多蒂；他和肯很快便结成好友。他正在接受第二阶段的治疗（以八至十天的化疗来对抗一种相当罕见的肿瘤），我从他的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我正在整理一些资料，为往后来这里的英语系病人介绍一下疗程、摄氏与华氏的换算（体温）、公斤与磅的换算、他们的药名与美国药名的不同，如何安排空隙期以及平时的药单，等等。
与我关系最密切，也是我最喜欢的两个人，爸和妈终于出现了，他们真是救星！肯也有同感。我们将利用两周时间和他们一起开车横越整个德国，然后到瑞士，最后在巴黎落脚五天。此行还有一个特别的意义，这是肯第一次的欧洲之旅！到目前为止，他只见识了波恩和附近的环境……我迫不及待想带他去巴黎看看！他是在城市长大的，我最想带他看的就是开车时沿途的风景、丘陵、狭窄的山谷、高耸的山峦、湖泊、草原、河流、小村庄，以及变幻多端的农田和地理风貌。凯蒂、肯和我趁着星期天的空隙开车去兜风。土地曾经是我灵魂的安慰和灵性的根，我一直对它有一份深深的爱。
我希望自己不要执着生病的附带好处！过去我一直都是属于“自己动手做。那一种类型的人，现在几乎都得让别人来代劳了。我应该觉得值得被帮助，不要存有强烈的回报念头，就像我必须接受别人的赞美。医院的病床上，让肯或其他的人为我采买食物、处理杂务、带杂志给我，有时还要为我做饭。
哦，该谈谈天气了。这里的天气很糟，潮湿、多云、阴沉。雪雨已经变成了雨，太阳难得露脸，能出现10分钟便相当稀奇了。雨一直下个不停，莱茵河的水位竟然升到八年来的最高点。天气并不能困扰到我这个病房的女皇；13天前我开始接受治疗以后，医院的大门一步。好天气大概也睡午觉去了！
有一位很可爱的女孩每周两次到这里来教艺术课程，她启发了我对压克力（acrylics）画的兴趣，这与我过去所画的铅笔素描和玻璃创作截然不同。我才刚入门，还在学习如何调色、混色，如何从背景到主体组成一幅画面（画铅笔画时，我通常会从主体着手）。很难相信我可以自得其乐地在病房里待这么久。
至于奚弗大夫，我开始相信他可以在水上行走了。肯觉得奚弗是他所见过的人当中心思“最缜密、最快速”的人。他每星期二的巡房，来去犹如一阵疾风，我已经学会掌握有限的时间和他预约。但即使定好了约会，在正式踏进他的诊疗室前，我们还得再等两至四小时左右。
每一次碰面我都会录音，因为我的笔无法巨细靡遗地记下他所说的那些真相、故事、意见与笑话！他读过两本肯的德文版着作，很喜欢治疗这么出名的病人。我们在他的书架上发现伊塞尔疗法（Isssels’stherapy）、伯金斯基疗法、泽森疗法、凯利疗法的书籍；我心想美国医生的书架上能找到这些书吗？听说奚弗大夫曾经不辞辛苦地到处收集各种癌症的疗法，并亲身实验，加以改良。他有惊人的活力与能量，我对他很有信心。他是最先进的癌症研究者，他所采用的方法从干扰素一直到酵素治疗。我不但信任他的判断力，也相信只要是对我有益的方法，他一定会采用。
星期一和奚弗大夫会谈之后，我再来完成这封信。到时候我就会知道电脑扫描脑瘤的结果了。
于杨克诊所
年3月26日
“你喜欢吃甘草软糖吗？”这是他开口对我说的第一句话。
“甘草软糖？那是我的最爱。”从那一刻起，我们每一次和奚弗大夫碰面时，都会先谈一谈我在哪里吃过最棒的甘草软糖。
不只是甘草软糖，还有啤酒。医院里摆放着一台啤酒的自动销售机，两罐“Kolsch”啤酒五马克。离开塔霍湖的那一天起，我就戒掉了伏特加，只准自己喝啤酒。奚弗一天要喝10到15罐啤酒（德国真不愧是全世界啤酒消耗量最高的国家）。但他也患了糖尿病，只能以甘草软糖取代。我很快就变成那台自动销售机的好友。“啤酒，”奚弗似乎在鼓励我，“是唯一喝进多少就排出多少的酒。”因此他对所有的病人都不加以管制。
有一回我问他（我时常问其他的医生同样一个问题）：“你会不会建议你的妻子采用这种特别的疗法？”
“永远别问医生会不会建议他的太太去做某种治疗，因为你不晓得他们感情好不好。最好问他会不会对自己的女儿采取相同的方法！”他一边说着，一边笑了起来。
“那么，你会不会如此建议你的女儿呢？”崔雅问。她记得对肾上腺的抑制有助于乳癌的治疗。
“我们不会这么做的，这里的生活品质已经够低了。别忘记，”他说，“环绕着这个肿瘤的是人的身体啊！”就在这个时刻，我爱上了奚弗大夫。
我们也问了一些在美国盛行的其他疗法。
“不，我们也不会这么做的。”
“为什么？”
“因为，”他直截了当地说，“这么做会伤到人们的灵魂。”
眼前的这个人是以极为激进的化疗闻名于世的，他之所以不愿采用某些疗法，原因是它们会伤到人们的灵魂。
癌症已经普遍被认定是由心理因素引起的，他的想法呢？
“有些人说乳癌是一种心理问题：和先生、孩子、甚至家里养的狗有关。然而在战争期间的集中营里，虽然充满各种问题以及极大的压力，乳癌的罹患率是最低的，主要的原因是他们的食物里没有油脂。德国在至年之间的癌症罹病率最低，然而那是一段充满高压的日子。所以请问心理问题如何会致癌？”
“维他命呢？”我问道，“我是受过训练的生化学者，从我做过的研究来看，大量服用高单位的维他命不但能抗癌，甚至会抑制化疗药剂。美国的医生都同意这两个观点。”
“你说得没错，尤其是维他命C特别具有抗癌效果，但如果进行化疗时也服用它，就会对‘ifosfamide’与大部分的化疗药剂产生抑制作用。曾经有一位德国医师宣称，他因为在进行化疗时让病人同时服用大量维他命C，所以病人不掉头发，当然癌细胞也没除掉。为了证明这一点——”在这里必须先声明一下，欧洲学者型的医生通常都有神农尝百草的传统精神。“我在许多位医师的见证之下，先为自己注射致命的‘ifosfamide’，接着服用20克的维他命C。结果我到现在还好端端地活着。因此这位医生给病人注射的不是真的‘ifosfamide’点滴，他给的是一剂无关痛痒的药。”
假设从医学院毕业之后可以成为像奚弗这样的大夫，我想我就不会离开杜克大学了。美国大部分的医学院只教会你把黑死病的骷髅头对准病人：“死亡也不能免除你付账的义务。”
有—天我在人行道上遇见奚弗，我问他：“这附近到底有没有好餐厅？”
他笑着说：“朝那个方向走两百英里，一越过法国边界就有了。”
星期一做了电脑断层扫描，星期三我们和奚弗大夫碰面。他说扫描的结果“出奇的好”……脑部的肿瘤几乎完全消失，只剩下边缘，形状有一点像新月。放疗显然有效，当然我还有两次的化疗要做，这意味着我仍然有复原的机会。万岁！（在第二次治疗以前，他们并不打算检查我的肺部。）这真是令人振奋，我的父母也比较安心了。
唯一令人失望的是，我的血液指数并没有上升，虽然这只是暂时的现象，但是它们得恢复到一千五百以上，我才能与爸妈、肯去度假。七天以来，我的白血球指数一直在四百一六百之间徘徊，血红蛋白更低。这一点都不令人意外，因为我到德国以前所做的骨髓采集，已经抽掉了半数的骨髓。奚弗大夫说这意味着我的“母细胞”比较少，骨髓中的年轻细胞群比较多，一旦它们成熟了，血液指数自然会升高。鲍勃·多蒂的指数也曾经从两百升到四百再跌回两百，但是当指数升到八百，隔天便攀升至一千三百，再隔一天就到了两千。这正是我所期待的进展……
今天是耶稣受难日，他们本来不打算为我检查白血球的数量，但这么一来，我就走不了。于是肯再次出去兴风作浪了一番，他说现在每个人都讨厌死他了。我很高兴研究结果所显示的，那些比较难缠、要求比较多的癌症病人复原得比较好。我母亲说，医院遇到的医师也持相同看法：不收过于被动的病人，因为主动而积极的病人复原的几率比较大。我暗自期望这里的护士也能读一读这些研究报告！我有一部分的人格时常害怕提出要求或怕要求会令人生厌，这份报告使我的恐惧和缓了不少，对我产生了很有趣的影响——我好像已经得到许可，不必表现得太友善，只要提出自己的需求就够了。如果换了别的研究报告，我可能会怀疑自己是否应该要有不同的表现。举例来说，当我又开始进行佛教的静修练习时，很自然会思考正精进、接纳与安住在事物真相之类的道理。这时，“打倒癌症”的战斗意志和愤怒就会消失。这种改变对我而言是很好的，可是我又记得某些研究报告显示，具有战斗意志和愤怒的病人的治疗效果比较好。我是不是丧失了“战斗意志”？这样不好吗？这又是个“做”与“存在”的古老议题。
很巧的，昨天晚上我在《纽约时报》（年9月17日）读到一篇丹尼尔·高曼的文章。一位名叫珊卓·李维的医师对36名严重的乳癌患者做了一次对比的研究，那些具有战斗意志与愤怒的病人和被动的、态度友善的病人所产生的结果如下：
7年以后，36名妇女中有24位过世了。出乎李维医师的预料之外，她发现经过一年之后，愤怒对于病患的存活率并没有什么影响。这7年的观察显示，真正具有影响力的心理因素似乎是生之喜悦。
她发现可以预测存活率的主要因素，其实都已经完备地包含在肿瘤学中了：在第一次治疗过后，某些病人许久不再复发的次要原因其实是“喜悦”，这是透过标准的纸上测验所得的结论，一旦癌细胞开始扩散，要想预测病人的存活率，观察其心情是否喜悦，远比癌细胞转移到哪里要重要得多。她完全没有预料到喜悦竟然那么强有力地决定了病人的存活。
真高兴知道这件事，医院里，但心情非常快乐。我很乐于以我的愤怒来交换喜悦，谢谢你！可是我马上又联想到，如果我感到沮丧或不快乐，这份报告又会让我产生什么感觉呢？这些新发表的论文、新的研究、新的实验结果、新的预测，等等，将会引发永无止境的摇摇球反应，因此我必须培养平等心与定力，安住在事物的真相中，只观察而不企图改变，这份训练对我的帮助实在太大了。
今天是耶稣受难日，医院很安静，没有太多的活动。鸟儿在我的窗外歌唱。有一只鸟的歌声带着抖音，另外一只则持续地发着单音，前者是后者的配乐，就这样一、二、三、四、停，一、二、三、四、停地演唱着，真是天籁。
六条街远的波恩大教堂一整天断断续续地敲着钟，与鸟儿的歌声汇合成交响曲，我在这首乐曲中慢慢醒来。肯每天都到教堂点燃一根蜡烛，他说有些时候还会在那里“小泣”片刻。前几天他带我的父母一同前往，他们也为我点燃了三根祈福的蜡烛。
从我的窗口望出去是一个紧邻其他建筑物的开放空间。外面的树尚未吐出新芽，我想当它们冒出来的时候，我一定还在这里，到时候观赏它们感觉一定很棒。
明天就是复活节了。今天早晨我是被太阳晒醒的，自从来到这里，这还是第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我坐在病房里享用早餐，脑子想着鸟儿悦耳的歌声，突然有一只红头鸟飞到我的窗台上歇息。那儿有一块已经摆了好几天的黑麦饼，我看着它被雨淋湿了又干，干了又湿。打从我住进这个房间，没有一只鸟儿肯接近它一步。今天早晨突然飞来这只红头鸟，凝神地注视着我；我静静地不敢劝弹，免得把它给吓跑了。接着又飞来一只头上有斑点的鸟，盯着我瞧了几分钟以后，也开始啄食那块饼干，一直到啄尽之后才离去。它们接受了我偶然的供养，仿佛领圣饼一般。
我觉得心中有很多的爱想分给你们每一个人。我感触到了你们所给我的爱和支持，这使我产生了非常大的改变。就像我替窗台上的那一排植物浇水施肥那样，你们的爱与支持滋养着我的心灵，帮助我保有喜悦的心情与生命的活力。我觉得自己受到相当大的祝福，因为有爱我的家人、先生与朋友。
心中充满爱的崔雅
于4月1日
P．S．我的白血球指数已经回升到一千了，看样子我们的巴黎之行不久就要实现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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