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期间，你一定少不了各种各样的应酬，在推杯换盏、吞云吐雾中，你或许在家人朋友的热情相劝下，将各种美酒香烟都纳入了身体里。
现在，人们认为吸烟很愚蠢，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人们认为饮酒——至少适量的饮酒是有益健康的。那么，为何吸烟会变得声名狼藉，而饮酒却不是如此呢？
吸烟曾经被认为是尊贵的事情
吸烟并不是生来就是这样声名狼藉，20世纪20~40年代，吸烟被认为是尊贵的事情。一个著名的契斯特菲尔德牌香烟广告给出这样一幅场景：一位优雅的男士和一位迷人的女士浪漫地坐在海边，男人正在点燃一根卷烟，旁白是：“呼出我的风格。”
在19世纪，烟斗和雪茄并非稀罕之物，但是人们多是嚼烟草然后吐掉。到了19世纪80年代，卷烟机被发明出来。在年，卷烟业在烟草产业中无足轻重，美国人均年消费量仅为49支。到了年，这一数字攀升至支；到了年，达到了支。这一数字的攀升与肺癌的蔓延相吻合。在年，肺癌死亡案例不超过例。到年，这一数字达到了例。
在20世纪40年代，两组研究人员——一组在美国，另一组在英格兰，找到了一个简单的测试方法，用来验证吸烟是否导致了肺癌蔓延。
在美国，埃瓦茨·格雷厄姆与厄恩斯特·温德尔构建了一个样本，包含例肺癌患者及医院的普通病人。通过比较癌症病人组与对照样本组的吸烟习惯，他们发现吸烟者患肺癌的可能性是不吸烟者或者轻微吸烟者的7.5倍。
同时，在大西洋的另一边，还有一个相似的老年人与青年人的组合——A·布拉德福德·希尔，伦敦大学卫生和热带医药学院的一位医学统计教授，以及理查德·道尔，一位流行病学的新生代研究者。医院的对照样本中获得了同样不容置疑的结果。对于那些吸烟更多的人，成为肺癌组（而不是对照样本组）成员的可能性系统性地提高了。
格雷厄姆和温德尔在《美国医学协会杂志》上发表了他们的研究结果；希尔和道尔的发现则于年发表在《英国医学杂志》上。紧接着，非流行病学的证据也证明了癌症与吸烟的生物学联系。
听到这些坏消息后，烟草行业无法反驳那些表明肺癌病人比控制组病人更有可能吸烟的证据，也无法反驳证明卷烟焦油与癌症有关系的科学证据。于是，他们做了一件巧妙的事情，在公众中制造怀疑。
烟草公司能够找到其他“科学家”（尤其是在吸烟者中），这些科学家坚决地指出吸烟与癌症之间的联系还没有“被证实”。他们设立了一个独立研究所，由独立的烟草协会研究委员会运营，受到一个独立的科学咨询委员会（SAB）监督。
烟草协会研究委员会的主任克拉伦斯·利特尔“相信”癌症来自遗传，而不是吸烟。这些关于吸烟是否有害健康的辩论最终导致了一份历史性文件的出台：《年卫生总署报告》。该文件的结论不再模棱两可，它明确指出，吸烟有害健康。该报告代表了美国政府的官方立场，用通俗的语言来说，吸烟太蠢了；用官方语言说，卫生总署的研究表明，吸烟危害您的健康。
自从该报告发布以后，反烟草运动在社会上轰轰烈烈地开始了。现在，在全美，我们看到吸烟者只能在室外吸烟。他们难堪的表情无言地传播着这个信念，即吸烟很愚蠢，毕竟，没有人想要成为瘾君子。
烟草行业联盟的案例佐证了一个中心思想，那就是，如果存在一个欺骗均衡，烟草行业联盟一定会采用我们前面描述过的引诱策略，因为这对它们来说有利可图。并且，烟草行业联盟又恰好找到克拉伦斯·利特尔来为它们辩护。利特尔是一个天才却偏执的科学家，他夸大了遗传因素对癌症的影响，以此来排除吸烟等环境因素的影响。为了引发人们对“吸烟有害健康”这个观点的怀疑而收买无良学者，就是一种欺骗均衡：即便没有利特尔，烟草公司也会找到其他的合适人选。
酒精的危害可以与卷烟的危害相提并论
目前，虽然人们在吸烟的危害性上已经达成共识，但是在饮酒的问题上却缺乏共识。这里所说的共识就是酗酒对健康也构成严重的危害，但是酗酒的情况并不多见。
根据美国国民酒精依赖及其现况的流行病学调查（NESARC），死亡总数中的3.5%是由于饮酒过度。这些统计数字总结了美国社会中酒精危害的基本情况。酒精有严重危害，而且影响了许多人。但是，这种危害主要发生在占人口比重较小的一部分年轻人身上。与此同时，人们通常认为，饮酒是派对或者庆祝活动的必要元素。广告商利用这一点大做文章，描绘了欢闹的帅哥靓妹们举杯畅饮的画面。在这种场景下，提起酒精危害有点令人扫兴。
但是，无论NESARC以及其他调查的结论有什么差别，它们有一个毋庸置疑的共同观点，那就是酒精的危害可以与卷烟的危害相提并论。作为一种慢性镇静剂，酒精直接影响了占样本总数的3%或者4%的人的健康。而且如果考虑到酗酒者的家庭成员的话，那么更是影响了占样本总数的15%~30%的人的生活。
支持这一观点的最重要的证据来自一项不同寻常的研究。
20世纪30年代，哈佛公共医疗保健部展开了一项对哈佛大学学生生命历程的持续研究。研究者会依据学生的心理和生理健康状况而挑选出来合适的对象。这项研究的目的在于发现幸福生活的决定因素。正如这些年轻人所展示的一样，他们的禀赋和起点是其通往幸福生活的有力保障。
在研究中，~级的班级中有名学生被挑选出来41，这项研究持续了超过75年，由4个不同的课题负责人相继接手。第三个负责人是乔治·瓦里恩特。
这项研究的首要发现就是酒是如何影响这些潜在精英的生活的。这些人中有23%曾在一生的某些时候酗酒。其中，大约7.5%的人曾受“酒精依赖”的折磨。另外，在瓦里恩特看来，酒精依赖对于他们的影响并不仅限于青年时期，因为这是一种慢性的削弱生理和心理功能的疾病。这些滥用酒精者的平均寿命不仅比其他非滥用酒精者更短，而且社交能力也更低。
瓦里恩特还指出酗酒对人格有不利影响：酗酒剥夺了酗酒者与他人亲密相处的能力。此外，酗酒不仅仅危害酗酒者本人，还同样伤害着他的妻子和孩子。这些结果在深入的精神病学访谈中被揭示出来。这个结论同样可以通过冷冰冰的统计数字得出，夫妻双方有任何一方酗酒都会导致更高的离婚率。
酒精如此影响我们的生活。但是为什么NESARC和其他对于酒精滥用的标准统计测量会低估酒精对我们的不利影响呢？
NESARC的数据依据的是美国精神医学会的统计手册和诊断学对酒精滥用和酒精依赖的定义。“酒精滥用”的认定基于对一系列类似如下问题的肯定答复：“（你曾经）因为你的饮酒或者因饮酒而患病从而导致工作或者在校学习出现问题吗？”“酒精依赖”的认定条件更为严格，必须要对诸如“（你至今曾有过）在一段时期内，你不断地喝酒，而且比你想要的时间更长？”的问题给出肯定答复。NESARC对这些问卷受访者的回答是完全保密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受访人讲的是实情。需要注意的是，匿名的受访者有可能并不情愿承认“我是酗酒者”。
值得注意的是，与吸烟有害一样，酗酒有害的说法在20世纪40年代末也销声匿迹了。不过，即便是经验丰富的外科医生格雷厄姆要证实吸烟导致肺癌也非易事。因此，我们不清楚酒精如何影响生活也在情理之中。毕竟，诊断肺癌要比判断什么导致肺癌容易太多了。
但是，我们对于酒精的危害缺乏认识是有更深层原因的。肺癌研究的结果明确地支持了卫生总署关于吸烟有害健康的说法。而对于酒精，则缺乏类似的证据。
与此同时，众多靠出售酒类产品获益的商家也会炮制出一些论点，使得人们质疑酒精有危害这一说法。我们可以在许多地方看到他们摇旗呐喊。其中的首要问题就是他们反对对酒类增税。
这就把我们带回到了核心观点，即商家用欺骗的方法来引诱消费者做出对自己不利的选择。相应研究的匮乏也使我们很容易上当受骗，因为我们不知道事实究竟是什么。
自从禁酒令结束后，酒类产品的税率就几乎没有变过。通过对酒类实行适度的征税（不能太高，否则就会鼓励酿制私酒）可以控制人们饮酒。杜克大学的菲利普·库克运用计量经济模型估计，乙醇价格翻一番（即酒类饮品中的酒精）会减少40%的需求。
但令人沮丧的是，公众没有利用这种控制酒类消费的方法。在马萨诸塞州，州政府对一罐啤酒征税1美分；一瓶红酒征税11美分；一瓶白酒征税80美分。然而，征税并未持续很长时间。原因是，制酒厂商大为不满，他们的销售额大幅下滑，因为顾客都去邻近的新罕布什尔州的商店买酒了。第二年，制酒厂商发起了一场针对撤销该税种的特别公投。
尽管在缓解酒精滥用方面一直不缺乏成功案例。但是，有关烟草和酒的最基本的事实是，它们很容易获取，而且税率并不高。烟草的易获取性意味着烟草商对吸烟者的引诱，而酒类的易获取性意味着制酒商对酗酒者的引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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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欺骗你？
《钓愚》
作者：约翰·凯利史蒂夫·哈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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