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生之路
以农耕文明腹地晋南的一个小村庄南无村为舞台，以北中国乡村风土人情为背景，书写了近半个世纪以来，乡村从一个“理想国”的美好诗意，到走向城镇化的漫长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许多乡村人物与土地息息相关的生与死。每个人物的生命故事都是依附在乡村文明消逝这条藤上的瓜...
乡土纹理、文化焦虑与重建可能
——评李骏虎长篇小说《众生之路》
金春平
观念主导下的历史叙事，总是充满着个体化的美学偏颇，在时代文化语境的顺应或反叛的制掣下，乡土成为展开中国陈述的修饰词汇和话语前提，它所具有的巨大而深邃的黑洞能量，成为中国文学生生不息的攫取源动力，乡土在中国文学的进行中，是中国作家深隐的记忆家园和心灵皈依，演变为与“西方现代性”相并列的“中国乡土精神”。与西方现代性的个体、理性、科学、城市等核心理念相异，乡土之所以让一代代作家为之奔走呼号或泣血呐喊或诗意吟咏的魔力和魅性，是它的族群凝聚、人伦秩序和乡村图景等与人的精神、心灵关联的文化独异和不可取代的“乡性”、“土性”、“村性”。现代与乡土，构成了国人生存的两极——现代性以外发性的方式，将人从被囚禁于乡土中解放出来，让人的主体性得以独立和飞扬，实现了物质生存的巨大进步和桎梏解脱，但也让人与人的关系，依靠着理性、物质、资本、权力、政治、法制等“硬性文化法则”而运行，它是人的世俗生存需要；而“乡土”则是人的精神心灵需求，乡土所代表的人与自然的亲近，人与人关系维系的民间伦理，乡村日常运行的道德、舆论、约定、限度、民间等“软性文化法则”，因为能依托于集体话语，摆脱个体状体可能具有的精神孤独和存在区隔，在人与大地、人与自然、人与人的生活网络与文化凝聚中，获得心灵的归属与静默，而这些正是人的诗意浪漫精神的生成前提。新世纪之交以来，在全球化浪潮的席卷之下，农耕文明普遍性的遭遇了现代工业革命及其所衍生的商业资本文化、都市消费文化、政治强权文化的干预和介入，乡村稳定而自足的乡村伦理和文化秩序遭到了侵蚀，这种破坏之于人的世俗生存和精神世界所带来的变化，是新世纪前后中国乡土小说出现再次勃兴的外源动力。而新崛起的乡土叙事，其叙事理路、真实效度、典型样本乃至情感基调，也面临着来自文学自身、社会学、人类学乃至大众传媒等领域的多重质疑。因为，一方面在20世纪乡土文学的本体发展过程中，“乡土”和“乡村”在被构建起的启蒙寓言化、民间诗意化、革命政治化、宗教神秘化、城乡对立化等叙事模式的纠葛中，在日渐崛起的大众媒体和学术争鸣的“乡愁”与“唱衰”论调中，成为历时性的透视中国社会转型、洞悉国人精神景深的一幅有效而微缩的社会场域；同时，乡土的本原也在阐释的无边界、无限性中，被削弱、被遮蔽或被扭曲，乡土社会向城镇化转型之时，乡土空间的整体划一也开始了异质分化，乡土叙事走向了多元和破碎，乡土失去了能用单一视阈观照的可能。因此，当前的乡土叙事需要纳入立体的时空维度，即静态的历史远观、动态的现实审视、想象的未来存在的三重坐标体系，来呈现乡土叙事的诸多“新变”，寻觅乡土文化在历史行进语境中的价值输出，而这个崭新的叙事使命，意味着当前作家要有意识的突破传统叙事范式的固有经验，进行先锋式的艺术超验建构，这是印证乡土文学在城市化进程中走向了深入变革而非历史消亡的最好回应。李骏虎的小说《众生之路》，正是对沉默的乡土文化机体的主体代言，对乡土生命本体的美学呈现，也是对乡村命运基体的痛感展望。小说虽然以晋南“南无村”这样一个封闭地理空间为文化载体，在漫洇着浓郁的文学地域性的同时，却对中国整体性的乡土社会的安稳、剧变、撕裂和“损蚀冲洗”的“变”与“不变”的横亘，进行了艺术性的高度浓缩和抽象化的典型勾勒。在后现代语境当中回望前现代文明，其文学难题就在于如何处理思想和艺术的价值立场问题，李骏虎在小说当中，努力对乡土叙事的“时间”线性模式进行超越，而更倾心于对叙事学领域当中“空间”维度叙事的偏好与探索，即他有意识和限制性的放弃了对事件叙事完整要素的刻板遵循，而是精心于对一个个彼此联系又彼此隔绝的空间场景进行细微的刻摹，并在叙事空间的共存叠加中，通过叙事视角的多维棱镜，消解了小说寓意指向的单一化和简单化，而在特定空间场景所隐喻的意义格局当中，让文本呈现出意义的发散性、可逆性、包容性，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小说文体的虚构场景与非虚构现实的功能交融。他穿梭于乡土的差异性时空，散点式的空间化叙事转向将历史、现在和未来并置，由此反思和发掘现代化语境中传统乡土文明的“建设性”功能对现代人生存的补葺，这种叙事范式和思想暗示，是重新激发乡土文学内在精神活力的一种途径，也是建立乡土文学与中国社会的历史、现实和未来关系的文化追溯。李骏虎对乡土大地的炽热与隐痛、对乡土精神体系的体味与洞察，是城镇化成为主导型社会形态过程中，释放乡村、乡土、乡愁所包蕴的艺术能量和价值先锋的有效方式，也构建起了李骏虎独特的“空间没落”美学与“乡村志史”的文学叙事风格。
风物记忆：乡村空间的质地面向
《众生之路》用乡村走向消亡的大时间轴贯穿文本，兼以“众”为主角的场景式、截面式、意识流式的叙事铺陈，展示南无村为代表的中国乡村的立体面向，这是李骏虎进行“如何讲述乡村”艺术突破的一次前卫探索，正因如此，惯常的乡土文学批评范式在解读《众生之路》时似乎失效，小说虽然倚重于对乡村摹写的跨时间、跨领域、跨意识的内在体验话语，但其意义却深藏于这些多重空间的隐喻当中，呈现出异质化的张力结构。乡村是乡民生活其间的地理空间，受自然、生态、物种等因素的制约，构成乡土族群文化的“地域性”和“特定性”的第一重质感性客体；同时，乡村还是乡民生活其间的文化空间，民间伦理、道德运作、权力运作、价值判断、宗教信仰等，都在各自的结构领域发挥着长久而稳定的乡村人际和乡村生活的凝聚和过滤作用。救亡与启蒙的现实亟待中，中国乡土小说在多层次现代性观念的制掣下，成为思想演绎或艺术操练的艺术工具场域，而乡村自身的声音被淹没于言说者的强力引导当中，即使偶有为之的代言书写，也是作为寄寓作家个体的文化批判或乡村诗意或历史反思或政治诉求的一种文化存在参照，在历史前行的滚轮声中，乡村成为黯哑的存在，是被剥夺了自身话语权的现代化的殖民地或都市化的伊甸园。《众生之路》卸去那些捆绑于乡土之上的抽象性宏大命题的重负，让乡土作为话语言说的主体，展示着自身的生命活力和质感纹理。也就是说，小说是将乡土上升为一种与人齐等的生命体，抒写这位从青年走向垂年的幸福和宁静、痛楚与扭曲、命运与困惑，在激活乡村活力、释放乡村能量、构建乡土主体的叙写中，《众生之路》是一种文明史、一段族群史，也是一种生活史、一段生命史。
“并置”源自于美国批评家约瑟夫·弗兰克的批评概念，“在文本中并列地置放那些游离于叙述过程之外的各种意象和暗示、象征和联系，使它们在文本中取得连续的参照与前后参照，从而结成一个整体”，《众生之路》当中，南无村作为乡土世界的浓缩空间，其乡村风物包含了实指性的叙事空间，也包含了依托于空间环境的稳定性所隐喻的虚拟心理场景和精神画面，正是在对乡村的实体环境和虚拟场景的主体言说中，开启了对“众生”之“众”的内涵释放，人、景、情、心、命等的主题共存，避免了文学主体将乡村风物作为先行化工具演绎的窠臼之后，小说进行着“日常生活”内里的演绎，并在彼此连续的“众”空间的“并置”中，寄寓着对乡村思考的多维理念与美学趣味。
首先，小说在童年记忆的情感之相中，展示着乡村的诗意和贫穷。“无土时代”的乡村回望，是对人与乡村、人与自然的天然、本能、狂野的心灵追溯和现世逃避，乡土记忆是一代人走出乡土走向城市、经受着现代理性和社会规约束缚的精神梦游，乡村的器物符号、生活体验、情感反刍，已经化为经历过乡土洗礼人群的集体无意识，其中的渴望、屈辱、兴奋、荒诞，都蕴藏着自然心灵悸动的生命活力，是对工业现代化时代人类精神平庸的救赎，也是对人类平面化处境的信仰重建。《寻常巷陌》当中，学书可感知的生活风物是他幼年情绪化的艳羡，谜语式的陈述是对乡土文化当中尊卑秩序稳定结构的眷恋。学书眼中的“村景”，并不完全指涉物质的强烈渴望，其潜在参照是学书成长之后的知识者身份、城市化背景——这些乡村风物是身居城市者遥望乡村的寻根载体，是失根者对原初身份的自觉追溯，是人到中年对乡村安稳岁月的童年留恋，是对乡土纯真友情的孤独缅怀，是对时间流逝的情感忧伤，在以空间之点来呈现南无村乃至乡村整体抽象化环境的塑造中，是文本主体和创作主体对已逝心灵静谧的场景象征。学书一系列的“偷”行为，展示出物质压抑时代的窘境与企盼，也是他对乡村“野性”和“越轨”的参与和体验，其中的惊奇、担忧、激动等情绪，是一个恪守“知识者”社会准则的自觉童年认知，也是脱离现世身份限制的回忆飞翔，“偷”的社会学和道德化判断被彻底消解，学书在“彼此中断的不同质的空间”和“彼此不能沟通的不同质空间”的心灵漫游，隐喻着对乡村岁月超脱现实的精神化诗意想象。《团结学校》中学书执著的羡慕和想象拥有戒指，是他在世俗时代物质匮乏的压抑和自卑中，重新获得尊严和自信的途径。《百年孤独》当中，学书歇斯底里的发怒、对庆有不信守承诺的失望、体力劳动后的痛苦感受，激起了他身份蜕变的强烈意志，浪漫和纯真开始褪色，目睹了残酷无情的乡村面目之后，也隐喻着他与乡土大地、乡土生活、乡土亲缘的分离。
其次，小说在精神猎奇的群体之相中，展示着乡村的冷漠和伪善。费孝通指出，“中国乡土社会的基层结构是一种我所谓‘差序格局’，是一个‘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一个差序格局的社会，是由无数私人关系搭成的网络”，“因为在这种社会中，一切普遍的标准并不发生作用”，而“团体格局的社会里，在同一团体的人事‘兼善’的，就是‘相同’的。”这样的差序格局，决定了“私人的道德”是人际交往的内在原则，也由于道德的“私人化”的标准游移，导致了“非爱”与“非仁”，即乡村有着反人道主义的残忍、伪善、冷漠，《众生之路》洞悉着乡村诸多的“表演”场景，隐喻着对乡土现代性改造的文化诉求。婆媳的“争吵”，是乡村的蛮、野、狠的表演舞台，村民的远观与参与，是乡村整体虚空精神的生活供给，也是虚假伪善的练习场地，在看者与被看者的互动中，完成了一场平庸生活中精神宣泄和情绪发泄的大戏，彼此的心理满足和精神疲惫中，共同走向悲伤表面的皆大欢喜。教师的知识分子身份的温文尔雅与乡村充满野性女子的脏话连篇，在郭老师身上奇妙的结合在一起，它是乡村文化温柔和野蛮的两面，而其中的界限只在乡村集体伦理与世俗倾向性动机的分野。祭拜亡灵的仪式上，祭祀者的悲痛需要戏子的表演来完成，这种情感代替的虚伪表演，是人们在特殊时刻的一种集体情绪发泄——“人们期待着看到的她的哀荣，听到她的哭声，以满足某种隐秘的对这伤心事最大化的窥伺和感受”，于是在表演者和欣赏者的共同入戏当中，大家忘记了现实的生活情境，而陶醉和享受着个人情感发泄的虚幻情境，从而获得现实生活压抑的释放。二福生命的逝去并未勾起集体的悲悯，相反，死亡在乡村是一件自然的日常生活，生与死牵引出的是乡野社会冷漠甚至是冷酷的集体心理呈现，乡村“表演性”的悲痛，寄寓着集体的狂欢、个体恩怨的发泄和复仇的乖戾，个体生命无形中完成了民间伦理集体认同的让位。当然，这种民间集体伦理制约的无处不在，既是个人行动的他者约束和牢笼，也是个人德行的自我内省和敬畏，这是乡村的日常生活法则，它存在并运行着，超越了法律和制度，更多的具有了生命的通透。
乡村猎奇的心灵冷观，还体现在对神性领域的私德维护当中，展示着乡村的幽冥和阴郁。民间的私德范畴，还包括家族文化的名誉领域和未知灵性的神性领域。神性领域的存在虽然包含了乡村总体的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企图，但同时也是一种除却民间舆论之外的内化型的软性道德约束，在敬畏和恐惧的心理暗示下，那些打通神性领域和人类领域的中介物，就被视为神性的替代物而备受忌讳或尊崇，对这些中介的亵渎、拥有或放逐，也就成为私德与功利调和的实践行为。红生因砍伐亡者“寄居”的大柳树而意外摔伤（《团结学校》），铁头父亲因想念亡子被火车压死，铁头砍倒勾走父亲魂魄的大柳树，大柳树被砍之后卧病的巧儿突然痊愈等（《百年孤独》），一系列的偶然事件，在神秘氛围的逻辑中，被赋予了因果报应的涵义。这是乡村对待命运多舛和灾难偶然的略带“阿Q精神”的仇恨转移法，是生存压抑的无奈，也是宿命捉弄的反抗，这种民间的宗教性伦理，不具有科学理性的逻辑意义，却具有神性玄学的逻辑合法，民间的生死轮回、德守的践行也因此而长久持续的运行。
再次，小说在性别等级的两性之相中，展示着乡村的野性和失范。传统乡土社会的男女关系，是以性和生殖为核心纽带的关系维持，性的尊严在传统社会中代表着男性身份与地位的确立，比如兴儿因性无能遭到媳妇的抛弃，因为有违乡土男女性别关系的专制模式，而成为示众的谈资（《普天同庆》）。但在长期的男女有别、男尊女卑的文化定向中，激情减少、冷漠增加，这样的男女关系模式，缺少对性别平等的自觉、对人性内涵的尊重，但却维持着乡村两性关系、家庭结构甚至社会关系的稳定。《众生之路》对乡村两性恣肆的描摹，显然具有道德化批判和狂野性焦虑的双重色彩，在两性图谱的勾勒中，作者寄托着性别觉醒和人格独立的期冀，但也对这种性别角色关系的觉醒和颠覆所附带的秩序混乱和稳定破坏，怀有深刻的忧虑甚至失望。《团结学校》当中，林校长与庆有妈、铁头妈的婚外情，是乡村女性对知识阶层的主动妥协和自卑认知，这是乡土文化语境中知识阶层所享有的话语特权，包蕴着男性对女性的“性别”占有，以及女性对男性的“情感”倾慕的不对等，也因此，林校长不是乡民的被嘲讽对象，而女性则是大家鄙视与怜悯的群体。郭老师对女性的歧视和辱骂，是从传统婚姻观的道德化角度出发，代表着乡村民间伦理的主流判断；庆有妈和铁头妈对婚外情状态的心甘情愿，是乡村女性对知识阶层越界的向往（越界的途径就是身体资本的牺牲），同时也是反叛着乡土性别伦理秩序的个人情感的释放和追求；她们二人之间的敌视，源于女性对爱情资源占有的自私，以及未被理性所同化的原始野性的生殖意识敌视，而事实上，他们只是这场违背乡土稳定男女性别关系的彼此镜像。如果说他们不对等的中介是“知识身份”，而云良与小巧（《百年孤独》）、艳艳与喜喜（《五福临门》）、海云与众多弱势女子的两性关系（《普天同庆》），已经被置换为“经济身份”为中介，祛除了羞愧的遮掩，在道德与本能的角逐中，道德彻底败退，“只把那些闲言碎语当耳旁风”，南无村的乱伦性别景观，再无集体伦理的重负和自责，亦无道德的歧视和批判，相反脱离伦理之后的世俗回报，让道德约束彻底让位于物质渴望，“你看人家翠莲，到底是个有福气的人。”
第四，小说在荒蛮自然的政治之相中，展示着乡村的残酷与蒙昧。基层权力高度集中之后所具有财富资源的占有和分配特权，使得乡村的政治权力成为乡民实现物质越级和身份越界的捷径，对权力的争夺也就成为展示弱肉强食的人性场域。权力的获得需要民主选举的制度制约，因而权力欲望者不得不屈从于民众的意愿而示弱，但是权力获得之后为了逃避民众的监督，让自我等级区分于民众，他们又不愿降格自己的身份与乡民保持距离。而民众普遍的现代公民意识的匮乏，又使得公共的选举权的行使往往受制于物质诱惑、民间人伦、私德私仇的支配，最终权力的生产处于法律约束、物质诱惑、人伦恪守的多重夹缝当中，而这个权力网络场域也成为文化、心理、人性的决斗、厮杀和妥协的情境。《寻常巷陌》当中派出所所长老叶是乡村自治的权力主宰者，其中的野蛮、无序、妥协，是伦理资本与基层权力合谋的乡土异类，它压抑着乡村的民本自治，加剧着乡村基层的权力等级分化，破坏着乡土自治和乡土人情的基本底色。村民的纠纷被乡村当权者敷衍、推诿甚至是冷嘲热讽，权力成为凌驾于民众之上的私人专属，权力的使用也成为个人或少数人集团的利益交换资本，这是乡村基层政治的日常运行（《团结学校》）。犯罪行为可以在人脉资源的把控下、在人情的斡旋下肆意决定，这是政治权力在民间人伦支配下的运行状况（《五福临门》）。《普天同庆》当中，乡村基层权力的争夺，以及围绕权力占有所进行的一切功利性活动，某种意义上，是权力欲望者与乡民话语权的一种当前个体利益和未来集体利益的交换，而契约精神和公共意识的缺失，使得权力的争夺更多的是操控能力的争夺。天平依托的是民间人情伦理的操控，而连喜依靠的是物质资源诱惑的操控，他们的角逐正是人在物欲和伦理抉择中的考验，人性的理性契约和感性放纵也在此暴露无遗。让人触目惊心的是，乡村权力争夺当中，既需要以野蛮的方式进行治理，也需要依托民众蕴藏的破坏力量，在公与私的合谋中，权力个体和乡村群体的压抑得到充分释放，在以权对恶的革命狂欢和乡间法则的自然野蛮实施当中，乡村正义由此得以确立和胜利，其中的“权”与“利”的心照不宣在民间是如此的和谐，这是对乡土宗法制和家族自治制的颠覆，也滋生着人性之恶的膨胀。
乡村场景空间的并置与叠加，祛魅了附着于乡村之上的观念、想象、抽象，而让乡村的存在本体和乡村的生活内里得以立体展示，某种意义上，这是以“真实”为内在诉求的一种乡土言说方式，但绝对真实的无可抵达，也决定了乡村的面貌只能在互相映衬、否定和参照中进行勾勒，乡村文化所具有的现代性诉求和现代性反思的同在，共同构成了乡村文化机体肯定与否定兼备的结构模式，而这样的多维性并存，蕴含着乡土文化的暮歌，也饱含着乡土文化的新生，这也是《众生之路》在先锋性的空间化叙事构建中，所营造的独特文学效果，它代表了一种对乡村观照的立体视域，在线性化意义的消解中，内蕴起多维性的隐喻阐释空间。
人伦暮歌：乡村精神的皲裂与疼痛
现代化的冲击，不仅是世界范围内的时代洪流激荡，它以其强大的渗透力量，将地理格局中的每一个点都纳入其同化和改造的范畴，南无村也随时上演着各种权力主体的争斗大戏。曾经乡村的被启蒙、被革命、被诗意的意象化处境，迅捷的在资本现代性的映衬下，呈现出贫穷、空心、失范的内里面目，而伴随资本现代性的物质感官、人性本能、都市文化等的侵袭，即第一现代性的整体强行介入，“民族国家、阶级、族群及传统家庭所锻造的社会秩序不断衰微”，乡村文化也在艰难的处境当中进入到了被迫的自我渐变和文化差序格局的暗处。
首先是乡村感官现代性与乡土民间伦理性的阵痛。儒家文化所孕育的乡村伦理，是以重义轻利为基本价值准则的，道统成为国人生存的基本观念法则，人的世俗欲望在此遭到了压抑，并在血缘、地缘、家族为核心的民间社会稳固持久的存在着。启蒙现代性运动当中，这种对人的世俗欲望压抑的格局首先遭到了解构，人的感官享受也被视为是人的现代性解放的第一步，于是，乡村伦理和物质现代在人的身上开始了隐秘而强烈的认同抗衡。物质现代性以及由之所衍生的感官欲望在宣称胜利的同时，乡土的民间伦理也随时消蚀着胜利的狂欢感，巨大的精神代价和未知的神秘宿命，成为感官胜利的强大而无形的制掣之神。“农民”和“国供”身份所形成的村民认同分野，在参差化的财富累积和社会身份的对比当中，是民间生活“同质”的“渐变”，是人性“异质”的外在催生，它让乡村的物质权力级别开始生成，也作为乡村日常生活变革的典型，成为集体羡慕和怨恨的对象。二福的财富积累，是乡村欲望涌动的外在动因，他是乡民所企慕的世俗成功，是失去了乡土本性的欲望浪子，在财富的大起大落中，南无村家庭伦理的世俗和道德寻找了彼此共存的和谐——“穷光蛋”是对二福作为资本压抑者的泄愤，“王八蛋”是对二福违背民间伦理的集体压制，资本世界被压抑的泄愤和乡土道德压抑他者的残忍同时共存，由此也完成了一场无形的乡村精神复仇（《寻常巷陌》）。铁头遭难和云良死亡，是物质诱惑对人性欲望激发结果的代价（《百年孤独》）。《五福临门》当中，安守本分的木匠福娃，在传统手艺被时代淘汰的窘境中，通过民间的诅咒方式谋财，却将自己的亲弟弟二福“咒死”，诡异的生活偶然，却具有了鲜明的道德批判意义。大贵在二贵身患绝症危机前的物质吝啬和名誉树立，尽显其伪善与冷漠，巧云的物质向往和身份簪越诉求，早已将乡土传统的男女有别、尊卑有序的家长宗法制破坏，利益资本的权力获得成为主宰人际关系的准则。
民间伦理虽有着抵御现代感官本能对人的生存法则侵蚀的反制作用，但其微弱的道德内化作用，在乡村集体的现代性诉求和物质参差的参照当中，正逐渐走向溃败，物质的现代性是实现人的现代解放的前提，但是，解放方式的缺乏理性的制约，又让这种物质解放重新陷入理性缺失的“物役蒙昧”境地，某种意义上，这又是一种新的启蒙对象。恪守乡土道义原则的学书父亲在合理的物质渴望中开始的道德“越轨”行为（《寻常巷陌》），秀芳对红芳的引诱、永强和新峰的恶性（《五福临门》），围绕死亡赔偿款所上演的亲情虚伪掩盖下的物质企图（《普天同庆》），特别是被视为道德坚守者的郭老师，在默许两个女儿与自己的道德死敌的婚姻之后，形构出人的道德卑劣与世俗生活的选择可以并行不悖的可能，在这种奇妙的共存当中，宣示着物质的追求已经卸去了集体性的道德批判与反省，相反却充满了世俗的倾羡和想象，在物质至上时代的非道德到现实合法的转型，正是资本物语对民间德语的胜利，也是物质时代对民间道德伦理的彻底摧毁。福娃因敲棺材“咒死”弟弟的物质赎罪，却在“南无村获得了一个好名声”，乡村的德行判断，只看世俗的行动，而现代文化因素当中只有物质现代性可以扎根，文化启蒙和人性启蒙的难度，充分的体现在了南无村的生与死的表演中，并乐此不疲。伴随着物质感官欲望爆发的，民间伦理长期以来对性伦理压抑的冲决和释放，“男女有别”的稳定伦理秩序和家庭分工，正被现代性所幻化的人性自由所解构，这种自由在乡村文化土壤当中，并未达到人的本质力量的理性境界，却在两性领域进行着道德解放的实践，小说当中诸如云良与小姨子的公开偷情（《百年孤独》），将物质和性别资源叠加，并在无形中成为新的性别交往模式。物质感官是乡村人群内部等级的匀质走向异质差异的一种外因，形成完全不同于乡村宗法制伦理话语的资本话语，强化着群体对物的奴役关联，这些情景当中物质的合理诉求与道德的隐晦践踏的矛盾，是小说难以理清的生存难题，同时也消解着生存怜悯与道德批判的叙事指向。
其次是乡土空间的自足性与乡土被迫的城镇化的抵牾。工业现代化作为全面和系统的社会趋势，它颠覆着农耕文明和乡土文化当中人屈从于自然环境、社会道统、封建伦理的关系模式，重新确立了“人”是世界主宰者的地位，与之相伴随的就是工业现代化的空间载体——都市文化以及所包蕴的物质资本、个体理性、法律制度、自由权利等，作为先进生活方式的确立和认同。于是，从乡土走向城市成为乡土现代性转型理所当然的方向。现代性的发生，是人类理性的独立和自觉，但乡土世界对都市空间的理解，普遍停留于物质解放和欲望追逐的层面，而忽略了对制衡感性蒙昧的人文理性精神的集体认同，感性的泛滥将人推向感官的泥淖，最终的结果是乡村迷失于都市现代性的幻影当中，乡民在身份的跻身转型中也成为在乡村与都市空间无法栖息的幽魂。《百年孤独》当中，在对物质进步渴望的集体劳作的狂欢享受中，传统农民的身份正在蜕变为现代工人，农民失去了与大地的亲密，大地失去了绿色的生机，乡土物质在巨大进步中，正面临着乡土精神的遗弃。在物质诱惑面前，庆有和秀芹的传统保守，与铁头和秀芳的现代冒进，代表了固守乡土和走向现代的家庭生活未来，冒险的危机以及被迫的行骗、卖身，是乡民失去大地而又无法跻身都市的绝望宿命隐喻。小说深刻之处在于，这是乡民失去与土地的亲缘之后生活窘境的落魄写照，也是现代物欲破坏了乡村自守之后的扭曲和异化写真，这样的生活尴尬，既是乡村伦理进入都市后无地自容生存境遇的喜剧化结果，也是乡村在现代都市结构中虚与委蛇的一种存在方式。《麦黄种谷》当中，乡村消失、人失去了土地、农民的身份不复存在，兴儿爸的“钉子户”身份，在看似对抗集体行为、与物质意识逆流的顽固行为，却饱含着农民与大地、人与自然、乡村身份认同与村庄空间挽留的悲壮。银亮对乡村土地的眷恋、与兴儿爸的土地转租协议，虽有对城市化进程中生存艰难的无奈和批判，当更多隐喻着他对自我身份迷失的孤绝寻觅。
再次是乡村的现代变革与乡土的本土保守。现代化的强势来临，将乡村固守封闭的空间悄然撕裂，现代化的科技、知识、开放，颠覆着乡土文化当中的反制力量，同时也激发出乡村长期在伦理压抑下的物欲、权欲的释放，因此，乡村变革体现在人对自我变革的主动性上，也体现在对现代性恶果的无意识认同当中。老郭的科学种田、抢施化肥，是老一辈对乡土现代化的一种“失败”的探索，这种对乡土未来的变革，只是一定程度的肤浅模仿（《团结学校》）。学书与庆有对乡土生活的未来是截然相反的感知，学书在沉重的体力劳动中，“绝望的情绪就袭击了他，他在问自己：‘难道，我真的要这样累死累活的一辈子吗？’”，“知识让学书对自己的命运产生了不自觉的思考”，也顿悟到了“只能通过知识来试图改变这一切”，而庆有“显然感受到的是希望，他生机勃勃，乐在其中，并且显示出终生拥有这一切的强烈渴望。”学书对乡土生活循环往复的质疑，正是其个体意识的艰难觉醒。南无村对年轻人爱情和个性的尊重，逐步压制了民间非人性的传统道德至上的伦理结构，这是乡土的现代进步（《百年孤独》）。大贵放下了“先祖”荣耀历史身份的固执和虚荣，同意家族唯一的男子沦进底层群体打工，这是时代变革在个体身上的鲜明体现，巨大的观念变迁在悄无声息中显得如此惊心动魄，充满了生存的无奈和企盼的无望，但观念的转变同样孕育着新生的希望。现代性所蕴藏的感官本能的释放，让乡村伦理自治与基层权力专制成为政治领域的奇观。天平坚守着民官意识，尽管有着功利的因素，也深知基层政治体制的规则，但是他坚信民意公平在政治伦理参与中的有效作用，但民意无法抵挡物质的诱惑和侵袭，连喜驾驭着乡村伦理的信用和现代物质的诱惑，民意意识与财富意识、世俗利益和道德抉择，在兴儿一家内部的分化中，已经成为乡村基层选举中乡民集体意识的缩影（《普天同庆》）。《麦黄种谷》当中，民间信用与现代资本展开了赤裸裸的角逐，这是对乡民物欲与德性的考验，连喜的胜利宣告了利益与权利的联盟，对乡民们所坚守的朴素自治秩序的侵蚀，也彻底击败了传统的民意信义伦理体系。
乡土想象：文化共同体的重建可能
现代化和城市化语境当中，乡土逐渐成为殖民话语中的文化弱者，无论是挣脱还是回归，批判还是怀旧，乡土始终作为农业文明孕育的龙族人的集体无意识与文化基因密码存在着、延续着、潜行着。李骏虎在《众生之路》当中，并不是要唱衰乡村、祭奠乡村，将乡村彻底历史化，而是要在乡村与都市的差异性生活和文化之于人的体验和反思中，激活乡村文化遗存在城镇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供给潜力，在“乡下人进城”和“进城而返乡”的双向流动中，探幽传统农耕文明和现代工业文明更迭与抵牾当中，人的存在困境与文化自我或文化本体的精神救赎可能，进而审视人性的永恒、凝望人性的伟大。小说中每个乡村图景的横截面，都是复调式的存在，复调构成了乡土世界当中人际冲突与生活沉珂的症结，尊严与自嘲、堕落与坚韧、信义与背叛，那些瞬息万变的人性质地与心灵幽暗，既是生活绝望的渊薮，也是文化重建的基因。《众生之路》当中的乡村志，是文明历史的自觉联接，而非历史链条的彻底断裂，它是乡土历史行进轨迹的尽头，也是乡土逼仄境遇中的现代涅槃。
《众生之路》所展示的“乡愁”，是对正在逝去的文明形态和文化生活的记录，是对过往时空的生活再现、精神观照和器物描摹，深隐着李骏虎对乡土文化在现代性语境中重现和重生可能性的探索。“南无村”的乡土风情，是一部立体阐释鲜活生命的“中国乡土人物志”，这些风情悠久而深刻的存在于乡土社会的运行机制当中，深嵌于乡民个体的世俗生活和思想观念中，维持着乡村的现世安稳，激发着乡村的机体更迭。农耕乡土文化的制造者，也是农耕乡土文化的捍卫者，在乡土规约与个体冲决、在理想诉求与现世缺陷的此消彼长中，他们两栖于自我毁灭和自我涅槃的精神轮回中，而小说的风物叙事，都是一段文化标本的周期，也是一群生命涌动的定格。小说中“南无村”乡土立体景观的抒写，是经历过乡土生活和乡土想象的代价群体，所共通的集体记忆与价值认同，它是离开乡土大地的乡民的身份回顾，是漂泊于都市空间无法找到栖居之地的个体人的梦幻家园，对乡土的共同怀旧和诗意想象，是对现代化行进的合理性和确实性的一种质疑。更重要的是，小说试图打破一贯的单向型的城市改造乡土的城乡二元对立的叙事思维和文学模式，而是在现代语境中遥望乡土，在乡土生活中向往现代，这种互动性孕育着城乡关联即乡土重建的希冀，饱含着将现代与传统、都市与乡村进行文化叠加和空间互补，以此达到世俗安稳与生命飞扬并行的集体渴望，以此来构建一种“文化想象共同体”，即一种城乡文化的共同和深层的文化意识，“在乡村表现为一种‘土地情结’，在城市则演化为‘故乡情怀’”，其内涵是试图实现异质文化的互动，在完美生活的追求中形构一种同质文化，即“城乡文化高度同质化的一种新型文化共同体”，作为思考乡村走向和乡土命运的企图。
首先是文化共同体重建中的保守主义价值审视。现代性的歧义、多维和内在矛盾，使得不同社会领域对现代性的演绎面目各异，但保守主义普遍性的被视为是现代性的反动力量而备受压抑，乡土文化也在作为保守主义载体的认同中成为当仁不让的被改造对象。从“五四”时期文化场域的话语斗争，特别是在启蒙主义对乡土中国的极力批判和改造中，现代性的民族建设和国家建设，就包含了对民间保守主义的决绝批判，启蒙现代性曾一度被误读为文化激进主义。革命时代的政治狂热，将现代性在经济领域的实施简单化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对封建主义私有制的改造，它在政治领域对改造历史主体的人民性的极其青睐和对个体价值的极度压抑、对人的平等性的极度重视与对人的阶级差序格局的全力颠覆，使现代性的发生在未开启文化启蒙和物质解放的基础上，便进行超越时代的公共性和集体性的意识形态构建，最终演化为一场脱离社会历史现实的政治梦幻，同时也将“五四”以来的激进、暴力、革命注入对中国现代化概念的理解当中。上世纪80、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所经受的全球资本化浪潮，将人从政治话语当中解放出来，长久以来的物欲得到了充分释放，保守、封闭、差序的乡土文化在现代化、都市化、物语化语境当中被视为是旧文化和反现代的落后代名词，而物欲解放的国家引导到大众认同，同样将强度、速度、效度视为是现代性快速推进的合法方式，“现代化是一个古典意义的悲剧，它带来的每一个利益都要求人类付出对他们仍有价值的其他东西作为代价。”文化激进、政治激进、物质激进的历史、社会、现实效果，强化着与保守主义的二元结构的建构，乡土文化也在保守主义的氤氲下成为与都市现代化的对立异体。但是，现代性对人的过度张扬、对人的能量的高度自信，也让现代性的恶果不断涌现，生态破坏、物欲横流、心灵漂泊、信仰坍塌，在现代性无力自救的境遇当中，乡土文化以及由之所衍生的文化保守，乡土的安详、保守、自足，正展示出其精神家园的诗意魅力，越来越展示出其对人类生存困境的拯救和诊治的能量功效，某种意义上，这是一种“反现代性”的“现代性”，即马林内斯库所说的“审美现代性”、超越—反思现代性，而《众生之路》在将现代性作为内在文学精神的同时，却超越了城—乡对立的二元结构和单向度改造的模式，在双向的文化互动当中，审视和构建着现代与乡土的文化互补，并以追求人的自由生活为理想目标。《寻常巷陌》当中二福从财富的迅速积累，到瞬间的土崩瓦解，在欲望的不可遏制当中，他的发家史和衰败史，正是当代乡村乃至当代中国财富迅速集聚者从崛起到衰落的典型概括，他们的生活态度、情感世界、人生哲学、世俗语境，因为物质资本的迅速跃进而文化理性的空缺，在冒险主义的生活方式中，随时可能爆发生存、道德、伦理的潜在危机，这种危机的深层次原因，是乡土稳定的经济自足体系和膨胀的资本侵略体系之间的内在矛盾张力。而翠莲在二福人生起伏过程中所坚守的隐忍、包容、道义、大爱、坚韧，虽不乏乡土愚昧的思想蒙昧嫌疑，但这些正是乡土文化保守主义的一种人格与行为呈现，翠花成为抚慰心灵伤害和命运多舛的“圣母”，接纳着对其稳定自足结构破坏的浪子，拯救着欲望牵制下的生命殇者，完成了对现代化的线性历史合法前行的反动和制掣。木匠小喜老汉在传统技艺的坚守中，对时尚流行的“组合柜”的观摩、学习和改造，是乡村在渐变时代保持本色的内在坚韧，他们在时代变迁中所具有的隐忍、智慧、沉稳的人格魅力，是追求速度、喧嚣、狂躁时代的人性镇静剂。
其次是文化共同体重建中自然生命哲学的审视。现代性在高扬人的主体性的同时，生命的本体性和自然性，也随之成为人类对自然、对自我认知的伟大理性精神的被认知对象，生命在祛除了绑缚其上的宗教神学、封建道统、狂热政治、民间伦理的种种束缚之后，展示出其裸露的质地面目。现代理性精神，包括人文理性和科技理性，可以对人的思维状态和生存方式进行规约，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秩序关系进行重建，但是对人的生命的超脱性、神圣性、未知性，只能在无限的认知抵近中，确认人的本质性力量的存在，理性对生命、灵魂、信仰存在的无力感，正是理性精神实施的无力感。乡土文化当中充满宿命感的自然生命哲学，是依托于东方道家思想的乡村生命哲学，它走出了现代理性精神的人类中心主义，而代之以自然生命中心主义，乡村文化将生与死视为自然的轮回、宇宙的法则、人生的解脱，它是乡村苦难拯救的朴素宗教，也是世俗追求节制的另类极端参照。《众生之路》当中，云良的死导致了南无村全体村民集体投资的覆灭，在世俗欲望的幻灭跟前，他们选择了以生命的消亡作为解脱苦难、精神拯救的生存伦理哲学——“好死不如赖活着，好歹咱还活着，钱不钱的，就算了吧，本来种地的也没那个有钱的命。”“人们慷慨地原谅了死者，恢复了他们大地般的沉默和温柔。”面对家族生命延续后继无人的威胁，婆婆与媳妇尽释前嫌，召集子女捐钱完婚，乡村家长制的大义风范，消释了人情冷漠的生活残酷与物语圭臬的人际法则，乡村龌蹉的工于心计和世俗功利遭到了压制，生命延续的自然得到了尊重和敬畏（《百年孤独》）。乡土朴素的生命哲学，包含了对生活的热爱，并以生命的坚韧应对着生之困厄，而人的死亡只是生的一种延续，他隐退到一个不可触摸的世界，仍然与生之世界发生着关联，并以未知的幽冥力量，监督着生人之行，制造着活之奇迹。这种乡村生命哲学的信仰，是一种潜在的两世说，是对现代理性试图窥视生命而无效的一种释然，也是对人类主体性力量过度自信的一种质疑，而这恰恰是对现代性对人类欲望肯定的一种反驳，表现在都市空间当中就是个体之人寻找生之意义的结果演绎，在将现代性所幻化出的宏大、抽象的超脱性命题的进行了祛魅之后，内蕴着对此岸世界和日常世俗的认同和肯定。
再次是文化共同体重建中集体伦理的构建。现代性将个体的独立视为最高的理性法则，“张个人而排众数”的启蒙现代性当中，个体的觉醒成为颠覆压抑其通往自由王国的前提，前现代文明向现代文明和后现代文明的过度中，虽然个体的自由仍然受制于世俗欲望、社会机制、现实困厄等，但个体一定程度上已经能有限度的超越群体思维的禁锢和制约，在质疑和反叛当中构建起一定的理性自由和解放，但是随之而来的却是新的自由窠臼，孤独、漂泊、绝望、阴郁、隔绝、荒诞等等，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先驱曾经演绎的生命体验，正成为都市化语境当中现代国人所普遍经历的精神困境，但人的本质力量又驱动着人不断寻求生存和精神救赎的种种途径，“人所采取的一切行动源于他自身力量的联合，所有的分离都应该被否定”，而重回民间集体、重构群体伦理、回望乡土生活，正是经受着现代都市文明精神煎熬的苦难灵魂的心灵故乡，“乡村的不露声色的敏捷性和大城市的智慧是醒觉意识的两种形式”，乡土生活当中人与人聚居所伴随的生活交往和心灵碰撞，消散着世俗层面和潜在精神层面的人的孤独，乡土世界民间伦理秩序的安稳，接纳着漂泊无依的都市浪子的个体灵魂，乡土世界的集体道德伦理的规约，牵制着在自由标榜的自信中可能上演的精神、思想、行为和命运荒诞的发生和消释，乡土田园提供了工业文明和都市文明人与大自然的征服和隔绝中，人与自然精神联系的生态和谐的精神美学与享受，乡土提供了都市文化的物语释放和现代文化的理性精神所独异的人性温暖和感性内敛的一面，也在集体的想象当中，成为当代人生存的精神故乡和诗意家园，李骏虎在《众生之路》当中对乡土的现代性诉求和精神性裂变进行审视批判的同时，内蕴着地乡土的热爱和留恋，这种留恋是脱离乡土本体内在视角的一种远观审视和现代语境中的回望，它蕴含着现代文明和都市文化缺失的清醒认知，寄寓着完善、补充和矫正都市文化弊端的文化构建企图，因此，南无村在文本的文化结构和情感结构的编织当中，是心灵温暖和人性温存的精神守望。《千年孤独》当中，南无村的支书和村长，面对祸害乡村的罪人云良的死亡，仍然念及乡情而去祭奠故友。《五福临门》当中，翠莲与老叶重新组建家庭之后，不忘还前夫二福的外债，这是物质进步语境下，坚守民间伦理“信义”的一种可贵，某种意义上，这是翠莲的寻根行为，一种在她看来为子孙赎罪、解脱道德谴责、忧患现在“幸福”生活的预备行为。《五福临门》当中的秀娟，是民间美好品质的集中体，隐忍、仁慈、狭义、慷慨，她是乡村变革格局中的乡土文化坚守者，她剔除了乡土的污垢和陋相，却坚守着诗意乡村应具备的一切人性要素，无论是无私帮助村人，还是无微不至的关爱，抑或是对人的感恩，都展示出她高贵的心灵，她的无欲无求、平静自然，是喧嚣现代的镇静良方，也让秀娟成为乡土文化所孕育的高尚人格存在。《麦黄种谷》当中，兴儿在渐行消失的户家之间传递消息来艰难的维系着乡村的精神共同体，银亮以及所有无土的村民对土地的寻觅、银亮与兴儿爸的土地租用的契约恪守，是农民身份被剥夺之后对孤绝生存境遇和都市生存方式的无奈反抗，而他们的微弱努力，让都市不再是欲望、冷漠、看客、自私的卑微空间，而在都市当中激发出乡土民间的文化力量，显示出超越都市欲望竞争黑暗场景的温馨光芒。
《众生之路》饱蕴的乡土之人日常生活的生存智慧、生命信条、道德伦理、思维方式，以及最核心的人性本真，颠覆了对乡村风情的批判性或神圣化的刻意营造，而在众生之像的雕刻中，呈现出乡土生命的厚重与卑微、乡间民性的坚韧与苟且、乡土文化的稳固与脆弱，等等多元化的文化结构系统。这是对乡土文明的遥望，更是人文风景的回顾，曾经被现代性所抛弃的生活方式和人伦质素，在城乡空间叠加期，不是线性的取代，而是彼此的互补，它孕育着人的生存的“轮回”，表征着人性诉求的永恒和相通。
结语
《众生之路》是对现代文明日益侵袭下的农业文明和乡土文化的悲壮志史，是对一段即将淡出社会主流的民间生活的记忆挽歌，也是对一群经受着生活磨砺、人性裂变和生命疼痛的乡土众生的重生探秘。李骏虎以乡村精神守护神的信仰、决绝与姿态，将理性批判、诗意营造、冷静剖析融入对乡村刻摹的情感当中，极力避免乡土文学书写的单一化和平面化；他将乡土的自足安守与乡村的动荡变迁、乡村的现世面貌和乡村的精神内里等进行“显与隐”的并置，谱绘着乡土存在的立体与多极，并通过南无村展示着乡土中国的生存结构、精神变迁和文化重组；他将乡村的“质地”作为小说叙事的主题，这种质地是对乡土记忆和乡土历史的虚幻和不确定性的坐实，是对乡土在被宏大叙事遮蔽和改造后的日常生活化的复原；同时，他有意识的突破乡土言说线性叙事和中心带面的结构窠臼，在解构着“单一人物”（人物之间只是故事演进和情节矛盾的“时空联系”）为文本主流的同时，构建着“众生人物”为文本主体（众生人物是精神与生活群像的“彼此联系”），并在“叙述什么”和“怎么叙述”的叙事领域，重建出一种城乡对立格局中“文化共同体”的乡土未来想象。
作者为青年评论家、山西财经学院文学院副教授。
本文已刊年《都市》第一期
小编：东方
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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