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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一词来源日本，是说一些年轻人宁愿躲在令人窒息的方寸室内，也不愿意走出去，接触外面的世界。而追根溯源，造成年轻一代如此窘境的原因是什么呢？——是文化和社会形态的迟滞，缺少活力。而这种迟滞，最终将导致新一轮危机。村洋太郎说：“尽管这种浓重的悲观情绪对整个国家影响很大，但没人真的想改变。除非你已经意识到非变不可，否则你压根无法改变。”曾经看过叶扬（笔名独眼）的一个长篇小说《我要去的地方春暖花开》，书中有部分章节讲到一个中国的资深宅男。说一个终日宅居在家的大男孩，很多年都没有走出家门口一步，生活所需都是妈妈提供。有一天终于在朋友的劝说下，鼓足勇气走出房门。他像壁虎那样贴着墙根走，每走一步，都大汗淋漓，胆战心惊。在感受到对外面世界的不适之后，又迅速地折返回家。我们看“日本如何制造出自己‘消失的一代’”。在我们自己的国家，这种危机是不是也初露端倪了呢？
——有文化的都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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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世界另一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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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闭太阳：日本如何制造出自己“消失的一代”
文丨米歇尔·吉伦吉格
译丨朱丽娟
年3月，日本导演宫崎骏凭借卡通冒险长片《千与千寻》获得了第一次颁给日本动漫电影的奥斯卡金像奖。这个奖项是对宫崎骏影片中宏大和创造性的视觉效果的肯定，这部影片融小女孩的天真奇幻世界、城市的喧嚣混乱、飞船竞赛及残暴的武士剑术于一体，如此鲜明的风格，像在亚洲一样，深深地吸引了西方世界的年轻人。和动漫相应的漫画书籍，在日本也已经成为和数码摄像器材、汽车、电视机一样具有竞争力的重要出口商品。有些评论家认为卡通文化已经和日本时尚产业及流行音乐一道，深深地吸引了大量韩国和泰国的观众，是决定日本在21世纪能以文化超级大国身份示人，并体现国民总魅力度的重要因素。
毫无疑问，这种动漫美学是对当今世界那些深受后现代思潮冲击下的年轻人反思，就如动漫权威村上隆所说，漫画中所有事物似乎都是贫乏、色彩过艳又无积淀、缺乏质地又无历史背景，就像普通日本便利店里，如7-11，荧光棒下那些琳琅满目的商品一样杂乱无章。但是两种强烈的画面在宫崎骏的电影中交织在一起，却正好让我从中找到有“适应障碍”的日本“宅男”的影子。电影中的一个重要镜头，是一个叫“无脸男”的面具幽灵，他常年披着黑袍，面容忧伤却不能说话，后来他用吐出来的一块块金子诱惑那些贪婪的人类，把他们吞入腹中，并因此而获得了与人交流的能力。宫崎骏还揭露了由一位专横跋扈的澡堂老板娘经营的澡堂，在这里，鬼魂和幽灵们自由穿行，以吸入人们在世间的烦恼。老板娘自己养育着一个硕大无比、依然裹着尿布的婴儿，他被藏于幽暗之中，身后垫着各种护枕和长枕。这个巨婴似乎无法摆脱避难所的呵护。但他有时会用暴怒行为袭击他的母亲（当然这只是动漫幻想，他母亲也从未被伤到过。）当这个婴儿被“拐跑”到外界冒险了一阵之后，却能靠自己的双脚站立起来，说出的话也像个大人一样颇具智慧。
通过这样的小插曲，宫崎骏似乎在告诉那些宅居家中的人，他们依然有希望从令人窒息的穴居之处走出来。电影中，巨婴和面具幽灵也都是靠“千寻”这个小女英雄真诚的友谊和温暖的拥抱获得转变的。她对他们毫不设防，从不指责，反而热切地鼓励他们。更确切地说，对于一些日本青年人而言，重新选择并放弃与世隔绝的避难所，被证明对他们的“适应障碍”症十分有效。
可对那些宅男来说，这种希望真的存在吗？比如贤志，对他来说会怎样呢？这个三十四岁的浪子突然某天就从待了二十多年的离群索居的家中走出来，向我倾诉作为一个宅男的辛酸。此时，他正绝望地寻求回归社会的途径——正如他在写给一个宅男家长群体的头目——正久奥山的信中所述：很想找到“一束散射的光”启发他，帮他打开那道通向外界之门。
在我们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见面时，贤志告诉我，他的目标其实很简单：“我只想简简单单地说声‘Ittekimasu’（我走了）或‘Tadaima’（我回来了）”——这其实只是正常的日本人离开或回家时说的两句很普通的话而已。贤志的目标也仅仅是简单出个门，回归社会，并让一切变得很“正常”而已。接着，在午饭过后，他告诉我自初中毕业从中学的环境中“解冻”之后的过去的二十年里，他是多么渴望摆脱与社会脱节的生活，但又很担心自己是否还有足够的勇气和力量达成所愿。“人们会经常对你说，你是自由的，无论做什么都可以。可是当你想成为这个社会的一分子之前，你就已经放弃一部分自我了。这让我对这个社会感到很失望。除非大人示范给孩子看，并在儿童的培养过程中允许他们自由行动，不然很难做到”——从隐居的处所走出来去寻找有可能会最终导致自我压抑的渠道。这就是当今日本生活的窘境。文化不改变，社会很难发生变化；可社会不改变，文化一时半会也不可能改变。
“有个故事，说的是一个被狼养大的孩子，”贤志边紧张地用手指头敲着桌子边跟我讲道：“他一直是被一对成年狼养大的，因此无论他怎么努力，最终都无法回归（人类）社会。一个被狼养大的孩子也只能成为狼，他是无法回归到正常社会之中的。”说到此处，他揪着头上稀松的黑发，脸上渐渐露出愁容，眉毛再次蹙成一团。“这就是我的真实想法。老师曾告诉我们你可以自由地成长，并成为你想成为的那个人，但是大人却从未用实际例子告诉我们到底怎样才是对的。可能是因为成为一个简单的成年人并不会显得多有魅力吧！”
听着贤志的话，我想起了雅子，这位被幽禁的王妃，本来是一位很有潜力打破王室定律的女人，现在似乎成了国民伤痛的象征。年，当她的丈夫德仁皇太子用皇室惯用的模糊言辞告知媒体“鉴于她自身的发展和本身性格原因，她已经无法再任外交官”时，许多日本人，尤其是年轻人，都钦佩他的坦诚。但仅仅过了一年以后，这位皇太子就因其之前的评判而向公众致歉，很明显他是被迫这么做的。“我当时发表那番言论只是希望人们能够意识到雅子的处境。”皇太子在年2月他四十五岁生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说道，“然而，这却给天皇与皇太后造成了困扰，我感到很抱歉。”但是，皇太子的这番忏悔并未改变现状。而在年初，太子妃依然像位宅女一样，几乎完全隐退，也从未在公众场合为自己说过一句话。
许多日本人相信，作为个体的人，他们并未掌握足以改变国家风云变幻的能力。“帮不上的，”他们对其他人说，“真的没办法。”简言之，在这个舆论造势出来的社会，就像一个记者有次和我解释的一样，要做到所有人满意是不可能的。此外，他还补充说：“如果你用异于大众的‘条框’和‘逻辑’来实践自己的生活，这相当危险。你会死得很难看的”。
这种态度同样清晰地体现在针对年4月三名日本人道主义工作者的问题上。他们曾被伊拉克起义分子挟持为人质，被关押了将近三周才回国。可是等他们安全回到日本后，迎接他们的并不是感恩的祷告者，而是举国上下反对者的白眼。“你们这是咎由自取！”有个日本人在他们降落后，在机场的签名本上写道。政府为他们花费了六千美元的机票钱，一位政府发言人谴责他们忽略政府警告，而去正遭受战争的国家从事人道主义工作是相当危险的。“他们可能是自发行为，”政府首席发言人福田康夫说道，“可是他们必须意识到正因为他们这样的行为，多少人会受到牵连。”还是留给美国的柯林·鲍威尔去褒奖他们“为了一个更伟大，更崇高的目的，自愿将自身置于危险之中吧”！
这三个人后来被带到精神病学家斋藤晓那作心理咨询，斋藤晓告诉《纽约时报》的记者，他们此时的压力比在伊拉克被囚禁时的压力要“大得多”。当被要求将三个最大的压力场景按顺序从小到大排列时，这三位曾经的人质对他说：在巴格达途中被绑架的那一刻；被歹徒拿刀逼着喉咙上电视的那天；再就是他们回家后的某天早晨看到新闻，意识到日本国民迁怒于他们的那一刻，他们立即觉得自己处在排山倒海的压力之中。斋藤说：“据我们来看，刀架在脖子上那刻，压力已经达到十级。”斋藤接着说：“可是等他们回到日本看到早上的新闻时，他们的压力却达到了十二级。”
处在民众对立面或“制造麻烦”的危险，被日本人称为日本的终极“适应障碍”：而那已经顺利地运行了一个时代的体制，并没有形成一定的反应机制来被迫适应这个新事物。在其不断地调整过程中，它也逐渐丧失了深层挖掘自身内核的能力。而且，这个系统本身已经变得包罗万象和具有自我参照能力，因此身处这个圈子中的人无法看到或判断其缺点，因为他们不知参照什么。受太多外界压力的影响可能会导致他们不愿改变，而继续走原来的老路，这是由保持“协调一致”和社会凝聚力所需——尽管，这实际上并未使人们变得协调一致。这个系统也意识不到他们的年轻一代已经深受新可能性的启发，也很难说清他们是如何暂时，或偶尔地寻找新目标的。
在逐渐增多的日本人中，有个人像斋藤博士一样，开始探究这个系统的形成条件，结果认识到了日本糟糕的前景，他就是机械工程师村洋太郎。作为东京工业大学的教授，村洋是位头脑冷静的科学家和目光敏锐的观察家。他是那种数十年来一直致力于提升高档标准机械生产的精密度，并探索提高设备和汽车能效，以加快日本汽车业产值的老学究式人物。
在一个不断被沉默和质疑麻痹的国家，村洋是个日本怪胎，他沉迷于失败之中，从一系列的工业事故、火车失事及空难中仔细分析事故发生原因。村洋还建立了一个“错误社团”，这是个非营利性组织，建立的原因在于他认为直视错误，并探明是什么导致了事故的发生，从长远看，有利于吸取教训获得更大成功。
当我建议他将这种分析投向本国时，他告诉我，尽管这种浓重的悲观情绪对整个国家影响很大，但“没人真的想改变。也许70%的日本人都十分安于现状。因为他们的桌上依然摆满食物，并有屋可住。况且，除非你已经意识到非变不可，否则你压根无法改变”。
他接着说，“如果再这样下去，再过五十年，日本就很有可能从地图上消失。因为我们从未教导我们的国民挑战未来，他们也就会只知道接受逐渐减少和变小的情状。”
当我们会面时，我很为他轻松的笑容和致命的坦率而着迷。村洋曾经密切白癜风治疗用什么方法白殿风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