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效的医疗》是一本打破砂锅的箴言，它一语道破了医患之间不能说的秘密，将外行人看似高深的“前卫科技”与人体自身强劲的自我恢复功能相权衡，帮助众多在黑暗中摸索的患者看清楚自己砸锅卖铁都要施用的是什么“妙术”，以更好地衡量自身的健康状况，运筹将来。
这是一个谎言，很多时候，它欺骗了生命，更多时候，它自欺欺人。从整形外科的神话，到心脏手术的误导；从无奈的腰痛，到以痛苦出名的化疗，都令人忧虑。
但在我国，这些所谓“高端治疗术”医院炒得“如日中天”,如“干细胞移植”技术，国外目前仍处在研究阶段，国外临床应用十分慎重，而在中国“干细胞移植”医院应用得热火朝天。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一个字——利。
书中这样描述我们所不知道的自我痊愈：
自发恢复却被归功于医疗措施 若干病症倾向于自发消退，所以实际上是靠人体自然恢复的。感冒时，找好医生是7天康复，不找医生是一个星期，遇到不好的医生则需要更久。还有，椎间盘突出其实也可以凭身体自行恢复。 即使患者因为这种自愈力病情得以改善，但他们自己和医生还是会将这种好转归功于医疗措施。例如关节炎，其实各种不同的疗程都可使它改善：迁居西班牙度假圣地马约卡岛，减少摄取糖、盐或肉等的食疗法，乃至一些身体锻炼的方法等等。路易斯·托马斯医生认为：“在这类情况下要做出判断，都会遭遇到一个疑难：在进行治疗的病患当中，约有35％的人不管做了什么，都会自动康复。” 乌尔姆大学医学院临床经济学教授弗兰克·波兹所特（FranzPorzsolt）认为：“如果要严格看待卫生体系的成果的话，那就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其中不少案例要归功于患者的自愈力。”基于这种现象，所以不只患者，就连专家也很难评估医疗成果的真正价值。美国经济学者布顿·韦斯布罗德（BurtonWeisbrod）明确表示：“既然人体的生理系统本身具有适应力，所以有时就能自行修整，无需医疗照顾就能战胜疾病。只不过，患者在病愈后并不知道这种康复是否是‘医疗照顾’的结果。”在患者漫长的治疗过程中，我们很难区别，疾病的治愈究竟是成堆的药品和外科手术的作用，还是身体自我康复的结果。而对于人体自身对外界积极讯号不可思议的回应，书中这样记述：
信心带来康复 戴听诊器的某位人士的关切、吞服五颜六色的胶囊，以及手术前准备工作带来的心安，都可能使患者的健康大为改善。这种医疗的暗示力量在巴金森氏症患者上尤为明显。神经外科医生在该患者面前假装进行手术，轻轻刮动其头皮，经过这种假手术的巴金森氏症患者就真的感到病情好转。只服用（实际并无药效的）安慰剂的心血管患者，其死亡率就真的比未吞服安慰剂的对照组患者还来得低。 这种安慰效应（placeboeffect）被学者视为医学中强力的功能法则，在各种诊疗中占有一席之地。汉诺威医学院教授布卡德·耶格尔（BurkardJ?ger）指出：“只要是具明显治疗目的的医疗或心理手段，都有可能成为安慰效应的工具。药物、手术、照射乃至谈话皆有可能。” 安慰效应的发生，可说是因为它唤起人体的自愈力：人一旦开始感到需要帮助，可能就启动了自身的康复能力，以及类似药物引起的生化反应。另外，在负面的预期下，也可能出现负面的效应。例如蕃茄在19世纪被视为毒果，于是真的就有许多人因为蕃茄中毒而就医治疗。 在美国开列的处方当中，约有三分之一纯属安慰剂；根据在以色列的问卷调查，有6成的受访医生和护理师刻意开列安慰剂作处方。不过，就连具有真正药效的药物，也能够充当安慰剂。以色列医生皮特·史克拉巴内克（PetrSkrabanek）和詹姆斯·迈克尔米克（JamesMcCormick）写道：这种安慰剂“大多数是抗生素、补药、咳嗽糖水、镇静剂、若干精神类药物，或其他具有药理效果的制剂，其预期药效与药性并不相干”。 不过，安慰剂在正统医学中却未实至名归。只有万不得已时，医生才会在台面上使用，而背地里却担忧得很：因为对照实验将循序揭发许多看似精密且所费不赀的疗程实际上只是安慰效应的工具。 就算没有自愈作用与安慰效应，若干可疑的疗法还是可以稳如泰山。病情恶化竟然很少受质疑，并归罪于错误的诊断和无谓的手术。如果患者病情在手术后并没有起色，若干主治医生从不会检讨自己作为，而只后悔没有切除更多组织。无效医疗的执行者通常不会担心病患和家属的指责。更有甚者，他们还会找借口，说已经尽其所能、试过所有办法了。 就连英王查理二世的御医们也不曾稍稍质疑那些治疗的适用性；甚至还有人在国王遗体旁边说：“所有办法都试过了。”
从不公诸大众的负面数据 全世界有种医学刊物，每年发表万篇论文。令人讶异的是，研究机构能生产出比这还要多的信息，但在这方面，我们所知却甚少。有5~7成的研究结果从不公诸大众，通常凡是负面或有害的数据都会被暗地压下。 对若干发现的隐瞒（“信息淘汰”），同样也助长医学的疏忽。例如信息淘汰导致了许多精神病药的错误评估，包括血清素药物，即所谓的帕罗西汀（Paxil）。帕罗西汀的年度营业额在数十亿之巨。药厂发表的研究结果都在助长以下印象：该药物同样适用于忧郁儿云云。然而英国专家却成功取得制药业未公开的数据，爆料出完全不同的内幕：这种精神病药不仅不能改善儿童的苦恼，甚至容易提高其自杀危险性。公布数据的专家写道：“试验系列的未公开部分（不管出于何种理由），或省略其中重要数据，都可能导致错误的医疗建议。”专家们于是要求其临床研究的“进一步公开与透明化”。 就连挑选临床研究的对象也可能给世人带来扭曲的事实。通常新的药剂和手术是找比较年轻和苗条的人作为测试者，因为在他们身上比较不容易产生太多副作用。根据《加拿大医学会杂志》的报导，在消炎药的临床研究中，超过65岁的受测者只占2.1%，但高龄者才是这类药物的大宗客户。在某项研究中治疗阿尔兹海默氏症的药物多奈哌齐（Donepezil），也不找年迈者做测试，而找低于65～74岁的年龄层、且较少痴呆症状或其他缺陷者做测试。 医疗疏忽的故事提醒大家要保持健全的怀疑。当今医学中有许多事实都已降格为推想，且其中不乏若干谬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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